莫格街凶杀案（第5/13页）

银行职员阿道夫·勒本。证人就职于米尼亚尔父子银行。证人指出，他是那天护送爱斯巴奈雅太太回去的银行职员，大约在当天中午时分他送老太太回去，两袋金币由他一手一袋提着。爱斯巴奈雅小姐应门，她伸手接了其中一袋金币，而另一袋金币则是老太太接过去，然后他便鞠躬告退。证人并没有看见当时的街上有任何人，而房子则位于一条很小、很偏僻的巷子中。

裁缝师威廉·博德。证人是当晚进入房间中的一个。他是英国人，已经在巴黎住了两年。证人叙述说当他进入屋子后也跟着冲到楼上，他也确实听到争吵的声音，并且肯定发出那个粗哑的声音的是个法国人，他非常清楚地听见对方说出了“该死”“我的天啊”，但是不记得对方还说了其他别的什么。当时他还听到了几个人互相扭打的声音。而那个有着尖锐声音的人，说话比声音粗哑的那位还要大声，但证人认为这个人一定不是英国人，他觉得对方应该是德国人，尽管他听不懂德语。另外，证人认为这个声音有可能是一个女人的声音。

上述四位在案发当日进入房子现场的证人，在后面又接受了传讯，并且都指出，在发现爱斯巴奈雅小姐尸体的房间门口前，他们发现房子门是反锁的，房子里面十分寂静，没有听到任何呻吟声或嘈杂声。当他们进入房间之后，没有看到任何人。与这个房间相通的另外一个房间窗户均紧闭，两个房间相通的门是关上的，但是没有锁。不过另一间房尽头的房门与走廊相通，这扇门已经从里面被反锁，钥匙还没有被取走。四楼上，前面还有一个小房间，它在走廊最前端，房门是稍稍开启的，这个小房间中堆满了旧床垫、箱子之类的东西，当时人们为了寻找爱斯巴奈雅母女，把这些东西全部搬开了，整个屋子被翻了个遍，包括烟囱在内都用扫帚清查过。这栋房子是一出四个楼层外加一间小阁楼（屋顶为双斜形式，阁楼很小）的房子，阁楼位于屋顶，其天窗是钉死的，看起来至少已经有几年没有被打开过了。人们在一楼时还能听见争吵声，后来奔上四楼、强行打开位于楼层后面这间大房子的房门而进入，这其间所用的时间有多种说法，最短的认为有三分钟，最长的认为有五分钟。但是，打开这个房间的门确实让他们费了很大劲儿。

殡葬业者艾尔范佐·加西奥。证人原籍西班牙，在莫格街上居住。他当晚也进入到了房子中，但是他因为太紧张而没有和其他人一起上楼。证人认为争吵声中那个声音粗哑的人一定是法国人，不过他没有听清对方说了什么，对于另一个声音尖锐的人，他认为那一定是英国人，但证人自己不懂英文，他之所以这样判断是根据声音的口音和腔调。

西点糖果师阿尔贝托·蒙塔尼。证人同样是案发当晚身在现场的人，并且证明听到了争吵声。他认为声音粗哑者应该是法国人，他对对方说的几个字有印象，感觉这是在劝诫、斥责。对于声音尖锐者，他无法清楚对方说话的内容，因为对方说话非常快且音调不平均，他认为这应该是俄国人，但证人此前没有与俄国人交谈过。证人自己是意大利人，他反映的其他情况基本上和别的证人所叙述的一致。

其中几位证人表示，四楼房间中的所有烟囱孔道都非常狭窄，一般人不可能爬入其中。在众人寻找爱斯巴奈雅母女时，他们曾经仔细清查了烟囱孔道，使用的“扫帚”是那些烟囱工人专用的圆筒状清扫刷。而这间房子根本没有后门让对手逃脱，假如凶手要想逃走，那只有众人上楼的楼梯。而爱斯巴奈雅小姐的身体正是在烟囱孔道中发现的，卡得非常死，四五名大汉一起努力才拖出了她的尸体。

内科法医保罗·仲马。证人指出，当天大约天刚亮时他去对被害人进行验尸。两名死者的尸体被放置在四楼后面的那个大房间里铺着粗麻布的床架上。年轻女性的尸体身上存在多处淤伤和擦伤，这主要是因为被人强行塞进烟囱孔道所致；其喉咙处有严重擦伤；下巴的下方有几处很深的抓伤，同时也有几处指痕明显的淤伤；其脸部变色严重，眼球突出；舌头已被部分咬断；胃部凹处有大片淤青，这明显是因为膝盖折压弯曲导致。法医仲马指出，爱斯巴奈雅小姐很可能是由一人或多人勒脖子窒息而死。至于爱斯巴奈雅太太，她的尸体被严重破坏：其右腿和右臂骨出现了部分碎裂，左腿胫骨和左侧肋骨则严重碎裂；而尸体的淤青和变色情形同样非常严重，如此严重的情况让人很难推测造成这些尸体上的伤痕的具体原因。法医的猜测是，凶手可能是一个强壮有力的男性，且可能手持木棍或铁条或椅子等大型钝器作为凶器，否则死者如此严重的伤痕很难解释；法医同时非常肯定地认为，凶手必然是男性，因为假如凶手是女性，则即使她用大型钝器击打受害人，也不太可能让死者身上有如此严重的伤痕。法医指出，在他见到老太太的尸体时，其头部与身体已经完全分离，且几乎碎裂；死者的喉咙明显被锋利凶器划破，这一凶器很可能是刮胡刀。

外科法医亚历山大·艾迪安。在同一时间与仲马医生一同工作，其证词及验尸后的意见与仲马医生相同。

除此之外，还有几位证人向警方提供了证词，不过本案仍然毫无进展。这一离奇的凶杀案是巴黎之前所未曾出现过的。有关凶手的作案手法和模式都让人感到并不普通，但巴黎警方对此仍然没有更多的思路。

除了上述报道之外，《法庭晚报》还报道说，现在警方重点调查的仍然是圣罗克区，也就是谋杀案发生之地。警方已经再次在现场进行了搜证，并传讯了一些新的证人而得到了新的证词，但是，这仍然没有让案情侦破有所进展。最后，报道还指出，由于警方没有合理的和进一步获得的证据，因此他们不能控告阿道夫·勒本（是这位银行职员护送老太太回家的），不过他们还是收押了这位银行小职员。

这桩谋杀案引起了杜宾非常浓厚的兴趣。当然他没有向我说明任何与此案有关的意见，我只是根据他的举止神态而得出了这样的判断。在阿道夫·勒本被警方收押的消息发表到报纸上之后，杜宾才第一次问我对这一案件有什么看法。

我与全巴黎人的看法没有什么不同：这桩谋杀案的凶手没有留下任何让人欣慰的信息，因此它很难被破解。

但是杜宾不以为然，他说：

“警方现在的调查还很粗疏，因为这样就认为此案难以侦破实在太幼稚了。很多人都觉得巴黎的警察非常有洞察力，在破案方面非常神勇，可是这只不过是假象而已。因为警察最擅长的就是炫耀自己的办案能力。警察们总是说自己的破案手法非常丰富，但他们的思维和逻辑向来顽固不化，被事情的一些细节所束缚，因此即便方法很丰富，其实没有什么新花样，他们的破案方法根本就是老一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