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一曲微茫（第16/17页）
[46] 夫子庙原是府学所在地，入清后，府学迁原国子监，夫子庙原府学故地则改为上元、江宁两县的县学。[47] 云锦为传统提花木机织造，织锦必须有织机，机房是生产基层单位，故民间习惯以“机户”来称呼以织锦为生者。这些人均是自购织机，有一台织机者，也有多至数台织机者。有以家庭作坊式自主生产者，也有雇工生产经营者，方式不一而足。在“帐（账）房”现象出现前，多为自产自销方式。[48] 聚宝门：今中华门，是南京明城墙的十三座明代内城门之一，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的城门，世界上保存最完好、结构最复杂的堡垒瓮城，其建筑规模仅次于通济门（现已不存），有“天下第一瓮城”之称。城门设置有三道瓮城、四道券门，主体建筑内瓮城由中华门主楼城门和二至四道辅助城门构成，各城门原有双扇木门和可上下启动的千斤闸，整个城共有二十七个藏兵洞，可以藏兵三千余人。聚宝门前后有内外秦淮河径流横贯东西，南边交通连接长干桥，北边连接镇淮桥，是古代金陵城南交通咽喉所在。以聚宝门为界的老门东与老门西自古便是江南繁华之地。明初建造聚宝门时，朱元璋为保证城墙砖的质量，采取了严密的检验制度，在每块砖的侧面印有制砖工匠和监造官员的姓名，一旦发现不合格制品，立即追究责任，这是世界上首次采用的质量追踪制度，欧洲等西方世界直到二三百年后的工业革命时代才有所采用。明人马生龙在《凤凰台记事》中记载了南京城墙坚固的奥秘和朱元璋的严酷：“筑京城，用石灰秫粥锢其外，上时出阅视，监掌者以丈尺分治，上任意指一处击视，皆纯白色，或稍杂泥壤，即筑筑者于垣中，斯金汤之固也。”意思是朱元璋亲临现场监工，检查时如发现不合格，就将建造这段城墙的人砌筑在城墙里边。因为有严密的质量追踪制度，并能够严格执行，所以明代南京城墙质地非常过硬，尽管经历了六百年的风雨，聚宝门依然保存完好。1931年，国民政府将聚宝门改名为中华门，由蒋介石题匾。又，聚宝门在十三座城门中气势最为恢宏，不但城门券道狭小，且有四道城门，“因乡间柴米牲畜由此入城，纷纷扰扰，不易通过”，故被百姓称之“站圈”。又据清人甘熙《白下琐言》记载：聚宝门的石质门槛“高二尺许，长一二丈，色黝如铁，相传为‘活了午石’”。“活了午石”为外国贡物，每日自子时至午时，石头会长一分，每日自午时至子时，石头会缩一分。[49] 云锦生产工艺过程极其繁杂，工序极多，概括起来，主要有五大部分，依次为：纹样设计、挑花结本、原料准备、造机和上机织造。第一道工序为纹样设计，即创作云锦纹样图案。图案设计好后，还要依据纹样的组织、配色计算经纬数，填绘精确的意匠图。意匠纸是特制的，上面有纵横小格，小格代表经纬线，纵横比例则代表经纬密度。第二道工序是挑花结本。挑花者依据意匠图编出花本，作为织造时提花的依据。通常是用丝线（俗称“脚子丝”）做经线，用棉线（俗称“耳子线”）做纬线，对照绘本制好的意匠图，经线对应意匠图上的纵格，纬线对应意匠图上的横格，挑制成花纹样板，故又称通经断纬。其中，脚子线数量是依据单位图案的经纱根数确定，耳子线则依单位图案长度乘以纬密再乘每行纬向的配色数而成。挑花结本是云锦生产工艺中最重要的环节，是纹样由图纸过渡到织物上的桥梁，挑花者通常由原纹样设计者担任，俗称“挑花匠”。第三道工序是原料准备。主要原材料是蚕丝，还有金线、银线、孔雀羽线。蚕丝需经过拼股、染色、锤炼、上油、绷光等数十道工序，按照不同品种的要求加工成一定规格、颜色的经、纬原料，供上机织造。云锦属于熟织提花丝织物，即织成后无须染色、印花。生产所用的主要原料——蚕丝织前均需经过炼制染色，按照不同品种的要求加工成一定规格、颜色的经纬原料，供上机织造。第四道工序是造机，即根据所织云锦的品种、规格，把织造云锦所需的经丝，按地部组织、纹部组织的不同要求分别安装到位，使其符合织造的需要。第五道工序是上机织造。织造时，使每根脚子线与织锦上的每一根经丝通过织机大纤相连接，再通过耳子线提起应该起花的部分，织入彩纬或金线、银线，美丽的云锦就织出来了。由于云锦工艺独特，关键工序如挑花结本等都有很多难以言述的谜一样的诀窍，所以至今不能被现代机器替代，在世界范围堪称罕见。[50] 妆花为织造技法总名词，即在已有基本组织（术语称“地”，常规为绸、缎、纱、罗等）的前提下，在局部植入彩线，采用回纬和织物背面抛梭相结合而形成图案，是云锦中织造工艺最为复杂的品种，也是最具南京地方特色和代表性的提花丝织品种。在织造方法上，采用挖梭（俗称过管）技术，用绕有各种不同颜色彩绒的纬管，对织料上的花纹做局部的盘织妆彩，又称断纬挖花，或是挖花盘织。妆花不受组织结构的限制，多用对比或晕色法配色。图案的主体花纹，通常是用两个或三个层次的色彩表现，部分花纹则用单色表现（如花梗、叶、芽）。一件妆花织物，花纹配色可多达十几乃至二三十种颜色，色调浓艳鲜亮，绚丽而协调，使织物上的纹饰获得生动而优美的艺术效果。妆花品种通常根据组织来分，显缎纹组织的叫妆花缎，显绸组织的叫妆花绸，以纱为基本组织的就叫妆花纱，以金为组织的则叫金宝地。中国唐代时已有成熟妆花技术，敦煌藏经洞曾发现了一批妆花织物残片。1958年，定陵文物出土，万历皇帝尸身被挖掘出来时身着“孔雀羽织金妆花柿芾过肩龙直袖膝栏四合如意云纹纱袍”，即为纱地妆花，俗称妆花纱。[51] 金宝地是云锦中最高贵华丽的丝织品，属于妆花中的一种，即以珍贵的圆金线（捻金线）为地纬与地经，交织织成织物的金地，再在金地上织出五彩缤纷的花纹，并用扁金线织制大片锦纹衬托其间。因地子用料珍贵，全为金线，故而得名。它充分运用了不同光泽的金线特点，织品金彩交辉，极为富丽堂皇，是妆花中的代表品种。现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清代乾隆“折枝玫瑰花金宝地锦”，有兴趣的读者可前去观赏。[52] 黄虞稷父黄居中以藏书知名，于南京建“千顷斋”以藏书。黄虞稷将“千顷斋”扩建后，更名为“千顷堂”（故址在今南京白下区马路街千顷堂金墩宅）。经过父子两代人积累，千顷堂藏书达八万余卷。黄虞稷在其父所撰六卷《千顷斋藏书目录》的基础上，据其藏书，以个人之力，穷十数年之功，重编成目录学史上著名的《千顷堂书目》三十二卷。《千顷堂书目》一直以钞本形式广为流传，并先后得到朱彝尊、杭世骏、卢文弨、吴骞等学者的推崇和校补，日臻完善，成为中国目录学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著述。康熙十八年（1679年），清廷开馆纂修《明史》，由左都御史徐元文（徐乾学之弟）担任监修总裁，召集全国的著名学者参修。徐元文以黄虞稷学问深博，文笔雅健，特荐举参与纂修。康熙二十年（1681年），黄虞稷以布衣入翰林院，食七品俸禄，就任《明史》纂修官，分纂《列传》和《艺文志》。在编纂过程中，黄虞稷以自己的《千顷堂书目》为底本，利用史馆的有利条件，博采诸家书目，去其繁杂，辑其未备，反复考订，纂成《明史·艺文志稿》。《明史》总纂官王鸿绪依据黄虞稷的《艺文志稿》进行删改、增补，砍掉宋末、辽、金、元四代附载著录，编为《明史稿·艺文志》。其后张廷玉又按此稿校订，改编成后来的流通本《明史·艺文志》。黄虞稷原编的《明史·艺文志稿》，却湮没失传。由于《明史·艺文志》经纂修官多次删削，已无法反映明代著述之全貌，故后人探求明人著述概貌时，多舍《明史·艺文志》，而取《千顷堂书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