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传 金木夜行考： 1911 大夜弥天（第5/14页）

冰冻尸山的真正恐惧，来自尸体上可能依然存活的病菌。旅美作家王哲在《国士无双伍连德》里讲述此事，将傅家甸坟场称为“鼠疫杆菌的天然冷藏柜”，一旦开了春，这坟场可能会毁了哈尔滨，东三省，中国，乃至整个东亚地区。

此时，伍连德正远远地站在坟场尽头，满脑子想着：该如何处理这座尸山。

选择

伍连德是小个子，短头发，戴着口罩的脸圆圆的，额头黑黑的，鼻子上架着金边圆眼镜，棉军衣外面套着件白大褂，下摆蹭上了几块黑土的颜色。他和林家瑞站在一口棺材跟前，说话时微微扬起下巴。

金木过去打招呼，伍连德朝金木点了下头，迟疑了一下，继续跟林家瑞说话。过了一会儿，林家瑞叫拐子过去，吩咐了几句。拐子“嗯”了一声，跳上马车离开了坟场。

伍连德朝金木走来，伸出右手。金木忙放下相机，伸手去握，伍连德转身一绕，到了金木后头，解开了金木口罩上的结，紧了几下，重新系起来。他拍了拍金木，说你这么系口罩会松，不留神就开了，“Cover completely——嘴巴和鼻子。”金木一愣，没听明白。

林家瑞忙解释，说伍博士让你把嘴巴鼻子捂紧。伍连德从小讲英文和广东话，官话讲得不利索。在东北期间，他向朝廷汇报情况，是特批的政府专线，直接用英文发给外务部。遇到和地方官员沟通，全靠林家瑞做翻译。

金木问林家瑞，安排什么时间采访伍博士。没等林家瑞接话，伍连德摆摆手，说采访暂时不用了。他往四周扫了一眼，皱起眉：“要先处理这些——尸体。金记者，你不如回去吧，这里很危险。”

金木看了看林家瑞，说报社不都联系好了吗，半天时间就够。林家瑞点点头，又和伍连德商量。伍连德却没再说话，走到路中间，看着坟场大门方向发呆。他在等哈尔滨的各级官员到来，向他们提出自己的方案：焚尸。

之后的一整天，金木又多次提起采访的事，伍连德始终没答应。他甚至没和伍连德说上几句话。倒是哈尔滨的道台和几个知县，跟金木抱怨了一通，自从隔离开始，傅家甸更加人心惶惶，除了疫情，还有几千口无家无业的流民无处安置。他们认为，疫情蔓延，无力可挡，哈尔滨凶多吉少。

焚尸的建议，震惊了所有官员。他们刚刚接受了毁伤“身体发肤”的西医解剖——毕竟被剖的是个日本人。但是，他们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烈火焚尸。死者为大，入土为安。不能安葬，便是死而不得其所，对祖宗的大不敬。更何况，一次要烧几千具尸体！

提出焚尸建议后的情况，伍连德自传的记述很简单：地方所有的领导者，一致同意支持他奏请朝廷允许火化这些鼠疫死者的尸体。其他文献记载则详略不同。综合各种资料，可以推测，焚尸的建议最初遭到各种质疑。

2012年有部电视剧，叫《浴火危城》[9]，演绎了这场鼠疫的故事。编剧给伍连德制造了巨大的阻碍：不但当地满汉民众反对，朝廷也死活不同意焚尸，迟迟不给回音。无奈之下，伍连德先向俄国医院求助，说服他们烧掉俄国人的尸体。然而，朝廷依然坚持焚尸是“大逆不道”，摄政王载沣称火葬“违反祖制，异想天开，易引发民乱”。

危急关头，伍连德孤注一掷，下令焚尸。傅家甸百姓聚众阻止，伍连德当众发誓，一桶柴油浇在身上，要与尸体一同焚烧。

历史的实情，没有丝毫的浪漫与狗血。金木的记录中说，当时，除了一名姓于的道台认为“活命更要紧”，其余官员乡绅都模棱两可，并未表态。有人提出全城灭鼠，有人建议开春后挖坑掩埋，还有人提出假设：完全隔离染病的人，封锁傅家甸——“弃之不顾，或可绝患”。

即便是当时参与防疫工作的西方人，也有不少人瞧不上伍连德的隔离方案和焚尸建议。查找资料时，我在《1910——1911满洲大鼠疫》（The Great Manchurian Plague of 1910——1911: The Geopolitics of an Epidemic Disease）里，发现美国外交官员格林[10]发给领事馆的一段汇报。

汇报里说，这个号称受过欧洲医学训练的年轻中国人，和他的专业助手，每天观察、报告、做实验，从早上九点半工作到下午四五点，但并没做什么实质工作，死亡人数仍然每天上升——“这是在浪费政府人力和经费”。

虽然伍连德是朝廷任命的总医官，但整个东北防疫队伍里，有俄国、日本、美国、法国、英国、德国等国家的专家，还有中国的中医。支持、反对、回避、嘲笑——什么声音都有。

伍连德没争执，带着林家瑞回到防疫局，提笔便拟写奏折。他说，隔离已经做到位，死亡人数却与日俱增，尸体不烧，鼠疫就不灭。请奏朝廷，是为了让傅家甸的官员闭嘴。写完电文，他递给林家瑞，让他翻译成中文，一式两份发到北京。林家瑞接过电文扫了一眼：“三天处理完尸体，办得到吗？”

伍连德摇摇头，说不清楚，但只要恩准了，就必须做到。他让林家瑞准备煤油，朝廷回信前，先把已经撤空的感染住宅区烧了，一点不能留。

防疫人员焚烧街道，图片来自《哈尔滨傅家甸防疫摄影》

这时，金木问了伍连德一个问题：“伍博士，你害怕吗？”

伍连德停下笔，站起身走到金木跟前。这时，他已经摘了口罩，脱下防疫服，身上穿着绿色的军装。他看了看金木，鬓角浸出几颗汗珠，微微扬起下巴，绷了绷厚厚的嘴唇：“不但怕，还恐惧。”他回到桌前，拿起死亡人数统计表看，“要不是害怕，我也没那么大胆子。”

说完，他告诉金木，要是不愿回京，就回旅馆待着——傅家甸只有病人和防疫人员，不需要看热闹的记者。

隔离

伍连德的电文奏折到了外务部，送到外务部右丞相施肇基[11]手里。一个月前，正是施肇基向朝廷举荐伍连德赴东北防疫的。

施肇基在回忆录中写道：“乃请政府简派余为防治大臣，而由余任伍连德医师为会长，任会议主席。”这里说的“会”，是指各国医学专家组成的“万国治疫大会”。伍连德年纪最轻，资历最浅，全仗施肇基背后力挺，才全权主持了防治工作。

伍连德请求火葬的电文，算得上生死之托。治疫已近两月，整个哈尔滨和长春、沈阳等地，都按伍连德的隔离方案操作。要是准了火葬，情况还不好转，就是千古罪人。施肇基决定向上头请一道圣旨。大年三十晚上，他连夜去了摄政王府，请求载沣下旨——这位摄政王，就是汪精卫刺杀未果的那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