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准经典小说的《漫长的告别》（第7/9页）

不单单是用词，翻译方法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翻译技巧也着实在进步。可以说网络出现后更是明显。他文化和他语言的信息量，还有有关作家和作品的信息量，今昔有着巨大的不同。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说这些略微显得有点僭越。《漫长的告别》这个新译本的问世，或许首先可以说现在是很恰当的时机。具体的经过得从两年前说起，早川书房编辑部联系我，问能否帮忙翻译这部小说。我从很早以前就有意愿翻译它，于是就接受了。

我胆敢尝试挑战重新翻译的另一个理由是，在清水先生的译本中，相当多的文字，或者说细节部分，存在有意删减的情况。多年来，许多钱德勒小说爱好者对此有不少意见。我当然不知道清水先生是基于什么样的理由和情况对细节部分进行了如此大幅度的删减。究竟是出版社的要求，还是翻译者有自己的意图，也是无从知晓。但是，一九五八年（距离美国本国出版只过了四年），钱德勒身为名作家的价值，至少在日本还没有为人所知。我猜测这一点恐怕是作品整体被删减的一大原因。另外，从更一般的意义上看，好像当时有这样一种观念：“推理小说没必要那么准确地翻译细节，只要大致了解情节和氛围就足够了。”如今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这些事情全都成了谜团。

只是，为了清水先生的名誉，我要大声说：清水版翻译“删减了一些细节，可即便少了这些，阅读依旧愉快，没有任何不足之感，是一部鲜活的读本”。这一点早已得到大众认可。先生翻译的《漫长的告别》在日本推理史上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其功绩值得颂扬。我也要对先辈的翻译表示深深的、真挚的敬意。毕竟我也是借助清水先生的翻译开始阅读这部作品继而为之倾倒的。就我个人来说，我必须感谢先生。不管怎样，这是再也不可能遇到的轻松自在的翻译，不拘泥于细节，具有长者的风范。

但是，考虑到雷蒙德·钱德勒作为作家的重要性以及这部作品在他的作品群里的地位，“全译本”，或者说细节部分全都翻译出来的、（接近）现代感觉的译本，与清水版同时存在应该也不错。而且也值得。这是我的观点。因为这部作品已经达到了可以被称作“准经典小说”的高度。不用说，“可能的话想阅读完整的翻译”，或是“多少有些删减，只要能愉快阅读就好”，如何选择，决定权在读者。或许热心读者中还有想要同时读两种译本的呢。实际上，有人这么做，我会非常开心。

绕道达人，细节名人

继续细节的话题。翻开钱德勒的小说，阅读游离在故事主要情节之外的内容，对我来说，是一种愉快的体验。这是与主线无关的绕远道，或者让人觉得用力过度的修饰，无目的的比喻，为比喻而比喻，有不如没有的功能说明，让人腻味的详细描写，无用的长篇大论，独特的曲折表达，很多双关语……钱德勒华丽奢靡的作风深深地吸引了我，或许可以说是几乎如中毒一般（我暗自确信有这种感觉的不只我一个）。这次翻译，获得了一个又一个对“伟大的绕远道”的细节重新进行确认的机会，对我来说是极大的幸福。翻译这些部分时，我常常不由得微笑起来。

举个具体的例子，小说中描写金发女郎那一段，我以前就很喜欢。马洛在脑海中列举了世间种种金发女郎的特征。再也没有比这更完美的描写了。从整体看，这部分浮在上面，不要也可以。也许没有这一段，从小说整体来看，会显得更简练。聪明的编辑说不定会忠告说：“钱德勒，这儿不要了。太啰唆了，删了吧。”但反复阅读，就会发现自己不可思议地喜欢上了最初让人觉得多余的这部分。当然还是没有也无妨，但其中有某种趣味，让人聆听到钱德勒自然的声音，这种“没有也无妨”（虽然这种表达很怪异）的描写奇妙地留在了心底，没缘由地刻在了脑海中。这样的内容，这本书中另外还有几处。

另外，我还喜欢马洛一天之内去见三个医生的那段。姓氏以V打头的三个各有隐情的医生。看到后面才知道，韦林吉医生才是目标。剩下的两个医生与故事的主线完全没有关系，在故事展开的过程中只是露个面，然后不再出场。然而这两个医生的出场绝对不算短。和故事主要情节无关的这两个人物，长相、动作和说话方式等细节都描绘得栩栩如生，阅读起来非常愉快。对他们的工作地点的描写也很详细，很有说服力。这正是阅读钱德勒小说的趣味之一。可以说，这种“绕远道”的存在正体现了这种妙处。我说钱德勒“不管是什么，都必须完美地写出来”，的确如此。

是否可以算是绕远道，我也不清楚。批判社会的长篇大论是钱德勒擅长的，在本书中有好几处。哈伦·波特的现代文明批判、记者朗尼·摩根的新闻媒体批判，以及警察伯尼·奥尔兹关于赌博的恶的淋漓畅快的批判，都十分出色。但是当他们开始长篇演说时，总有人在旁边插嘴。奥尔兹激情飞扬地讲述权力滥用时，马洛笑他：“你说话怎么像个赤色分子。”对此，奥尔兹不屑地说：“我不知道，还没有被调查过。”当然，通过旁边人的插话，钱德勒赋予这段演说以适当的收敛，维持了本书作为娱乐读物的平衡度。其中包含了某种辛苦。

《漫长的告别》出版于一九五三年，四十年代末至五十年代上半叶，美国反共气氛高涨，到处刮起红色恐慌风潮。原来加入共产党的人要接受下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调查，被撤职和限制活动。当局采取的方法就是强迫告密。出卖朋友可免于撤职，能继续活下去。尤其在好莱坞，进步的电影人几乎全部成了牺牲品。达希尔·哈米特也被叫去接受调查，他拒绝提供证词（拒绝提供过去朋友的真名），被短期投入监狱。许多有良心的人失望地离开了美国，到别国寻求活跃空间。臆测、背信和恐怖在人们之间蔓延。奥尔兹所说的“调查”的背景正是这种阴暗扭曲的社会精神。钱德勒自始至终都是一个无党派人士，对于红色恐慌一直保持着一定的距离，然而他的生活方式原本就和哈米特一样，有着反抗、自由的习气。这些在经济大萧条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度过青年时期的作家们多数都是这样。尤其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崭露头角的新型推理作家们，他们描绘的大多是社会底层、都市背面的人们的生活，对那些平凡的小人物抱有强烈的共鸣和同情。

钱德勒也不例外。他的小说中向社会体制喷射怒火的场景很多。当然，那不是图表式的宣传，也不是单方面的声明。其中包含了作者用双眼确实观察到的东西，包含了一种实际的世界观。但是这一类热情而敏锐的视线，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在推理小说界慢慢消失了。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中心人物约瑟夫·麦卡锡不久也下台了。他遗留的反动政治风气成为一种既成事实长期盘踞在美国社会，有形无形地制约着文化活动。从那以后，美国的自由主义开始本能地避免政治上的倾斜。一般的文学作品，虽然有些进行了时代革新的尝试，但多数沦为单纯的知识替换。麦卡锡主义留下了深刻的伤痕。钱德勒一边在脑海中设想这样的政治背景，一边侧耳聆听出场人物长篇大论的体制批判，才能感受到时代的风格。他们所说的情况，有一部分让人觉得和今日几乎没有不同。当时钱德勒感受到的痛苦仍在那里，成为今日的我们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