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唐诺（第2/3页）

这段劫后余生的话，系针对他们之前被白人驱赶到萨姆纳堡盐卤、不毛、陌生土地，随时可能灭族的绝望岁月而发的，因此携带着沉沉的重量，不是悠闲的文化论述。

不幸的是，台湾的原住民今天的处境是萨姆纳堡时期的纳瓦霍人处境，更糟的是，台湾的原住民并没他们的四角神圣土地可回，这是冷酷的现实——平原沃土再回不去了，一波波移民而来的汉人已成为谁都不能撼动的既成事实，邈不可及；就算是高山之地，当年温柔保护他们祖先避开汉人欺凌追猎的山林溪谷，如今充满了严酷的敌意，一次地震、一场雨水都可能带来毁灭。而且，台湾的原住民整整有十二族之多，除了兰屿自成天地的达悟族之外，我们到哪里去分别找出十一处可安置他们的土地，这不是驱赶牛羊，而是要能生活、要能保护他们自身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要有希望的十一块土地。

事情就是这么困难，如果你认真当一回事的话，如此，那些轻易说出“初中之国”、“国与国伙伴关系”的汉人执政者，显然就不只是态度轻佻而已了，我们几乎可以直接愤怒地指责这根本是骗局一场。

另一个冷酷的现实是，台湾的原住民只四十二万人，占百分之二人口，在只知选举、只晓得讲少数服从多数而毫无其他民主内涵的台湾当前政治大游戏中，他们的任何愤怒并不构成威胁，只是骚扰而已，你不必去解决它，只要盖住它就可以了。

因此我个人才想，台湾的原住民多么需要一个像席勒曼这样子的挚友。

席勒曼之路

席勒曼这样的挚友是什么意思？我指的不只是那个写纳瓦霍题材最好推理小说、编纂各式纳瓦霍书籍、慷慨把自己整个人生和纳瓦霍国命运绑在一起的好心白人东尼·席勒曼而已（台湾当前并不乏热心原住民事务的好心汉人），我说的席勒曼还是一个象征，其中既包含了他工作的重要社会意涵，还包含了纳瓦霍人和整个美国白人社会的关系真相。

席勒曼象征，首先清晰表现在最庸俗的书籍行销量上——我们知道，席勒曼小说几乎本本列名全美畅销排行榜之上，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了同样才只几十万人口（但已是最大印第安部族）且在美国二亿以上总人口数基底占更不起眼比例的纳瓦霍人，他们所受到的社会关心、重视程度，远远远远超过了纯数人头的选票意义，印第安人的问题不是一个独立于我生活之外的、遥远的、特殊性的，只跟某些学术研究者、专职社工和疯子才有关的问题，而是一个与我有关系必须去好奇、去理解、去关心的基本社会问题，在人权意义上，在文化意义上，在历史意义上，在经济意义上等等乃至于最终极最素朴的人性普遍意义上。也就是说，印第安人的特殊性，包括人种、文化、生活方式和历史遭遇那小小部分的不同，系建立或凸显于他们和我们共同是人、是美国合法公民的绝大部分共同基础之上，因此，他们理应拥有我们所有的基本权利和机会，并且，还应该比我们更多一点特殊待遇。这才是“初中之国”的正确意涵，不是划出去，而是更温柔更尊重地纳进来。

顺此，我们便可较准确解读出在美国社会四处可见的印第安商品符号的真正意义了，比方说今天我们在台湾也看得到的咖啡、香烟（近年我还看到一款名为“美国精神”的高档香烟，封壳上就是一尊印第安人头）以及职业棒球、美式足球等等重要商品符号。相对来说，台湾本土，有任何以原住民为符号的重要商品吗？除了微不足道的一两样土产而外？这样的社会真相，说明要反省的便不只是汉族执政者而已，而是整个汉人社会，我们一样别过脸去假装他们不存在，连那些强调自然、有机、生态、环保、不添加化学物的琳琳琅琅商品，我们都不以原住民作为象征和代言人。

在庸俗的市场上是如此，在深层的文化思维领域亦复如此——我们之前提过一个人类学界的调侃说法：“今天，每一个纳瓦霍家庭的标准人口结构是，祖父母、父母、小孩三代，再加一个人类学家。”美国的白人主体社会，不是像我们把原住民当政治宣传样板而已，他们是真的相信也付诸行动地去探索，美洲原住民的文化有着他们极其独特的内涵、深度和现实的启示性，尤其在人与自然的相处关系之上，以及整个美洲的身世来历上。

如何能让他们稀少、遥远、异质、事不关己的存在，重新纳回整个社会的正常生活层面之中，这里，最需要可能不是更多强调意义的抽象理论和概念而已，毕竟，原住民的问题并不在于概念上的正当性，事实上，他们的正当性太够了，太多概念上正当性的强调，往往反而把他们更特殊化了——就像台湾今天的原住民抗争，我们大概都心知肚明他们是对的、有道理的、受委屈的，但我们并不真的关心，甚至会冒出一些复杂幽微的心思，有点逃避，因为真相总令人难受；有点不安害怕，因为正常的生活秩序感觉受到某些威胁，举凡交通、治安、权力结构和社会福利分配云云。

一个原住民因不义受苦，这可以只是原住民他们的事；但一个人因不义受苦，这便无可遁逃是我们自己的问题了。也就是说，原住民这个抽象概念让我们分别并且分离；但当原住民是一个实体的人时，我们和他们便取得可感的联系了，他们会悲伤的事，我们一样会悲伤，他们失业找不到工作、小孩学费午餐费缴不出来、生病、受伤、房屋被大水冲垮云云，这一样都是我们可经验的也可同情的——同情得有一个可感的共同基础，某个人的处境，是我过去曾经有、现在一样有、或未来也可能会有的类似遭遇，是在如此的共同的基础，我们完成了情感的联系和转移，让他者的处境和感受，成为我自身的处境和感受。

如此把概念还原为实体，把原住民还原为正常人，便是席勒曼象征的积极内涵——当然，扮演这类失落环节的不止他一个，但就纳瓦霍人和美国白人世界的联系，他无疑是巨大且成功的一个，足为典范。

在席勒曼小说中，出来的不是概称的纳瓦霍人，而是乔·利普霍恩，是吉姆·契，是埃玛、梅莉·兰登、拉果等一个个实体的人；我们读书的人也没被正襟危坐地告知诸如“纳瓦霍人的集体处境及其命运”这一类沉重而且带着道德义务的话语，我们看的是乔·利普霍恩的工作和家庭，包括妻子埃玛的病，以及他在白人和纳瓦霍人夹缝中的探案和感受，是吉姆·契年轻生命的抉择，是继续留在故土当警察甚或成为诵歌者，还是申请联邦调查局工作出去重新建构人生，这还严重关系着他的爱情云云——在这里，席勒曼的小说起着“翻译”的功能，他把纳瓦霍人和美国白人社会（甚至包括万里之外的我们）调到同一个接听频道上，最终，纳瓦霍人的共同处境和命运，才真的完整浮现出来，被社会广泛地听到、理解到、感受到，成为我们的共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