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唐诺（第3/3页）

我们这里再强调一次，原住民问题有两大面向，一是百分之二人口的特殊问题，它在政治大游戏中可被而且总是被淹没掉；另一是百分之百的社会正义问题，它可以得到社会百分之百（理想中）的支撑，蔚为巨大力量。美国二十世纪六〇年代的黑人民权运动，冷静的领袖马丁·路德·金博士清楚意识到这一点，尽管黑人的人口比例远比原住民醒目且具备相当程度的力量，但金仍极力安抚黑人的愤怒，积极面向白人世界呼吁，他说黑人民权运动得有白人兄弟同行，因为这绝不单纯只是黑人处境而已，这是人的基本自由、权利和正义的堂堂皇皇问题。这一场以“我有一个梦”为题的演讲，底下有二十万的游行抗议群众，有黑有白，地点是世界政治焦点的华府，这不再是遥远亚拉巴马某一个黑人妇女坐公共汽车遭不公平对待的私事了。

如果台湾的原住民也有席勒曼这样的挚友，如果有人把台湾原住民的实体处境持续翻译给所有人听，如果哪一天如席勒曼小说本本畅销，说明这个社会有这么多人愿意去理解并感同身受原住民世界，如果——这一道奉席勒曼之名的“如果”之路，应该是可实践的，如果是这样，它解决的便不只是绝大部分原住民的绝望问题而已，它还会先解救台湾这个社会本身，解救它的冷漠、虚无、自私和自恋，尤其解救它极度的虚荣，让它不再是一个眼睛永远只看美日欧洲第一世界，却永远不屑回头看一眼比自己贫穷、落后、但对自身处境充满启示性第三世界国度的浅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