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第11/12页)
亲爱的茹莉啊!她永远是一位“贵妇人”,即便手头拮据,仍旧能活得光彩照人,仪态万方;命运对她不公平,她一个人度过了几十年的孤寡日子,但她从来不抱怨,从不给别人添麻烦;她始终是一位仗义的“豪侠”,七十六岁时都不会空着手去看望亲戚,总会分赠一些她所珍藏的小宝贝——一件精致的瓷器、一张老照片,或是一样小手工艺品——她总是给予,即使家里什么也没有,但她有一颗善良、纯洁的博爱之心。我偶尔问她,为什么不再找一位丈夫?她不好意思地微笑一下,然后高傲地扬起头,用难以效仿的语气说:“我更看重自己的独立性,你知道吗?亲爱的……”家族里的一大秘密就是:将近八十年,茹莉怎么能够靠文学创作和教法语生活(她在首都一家女子学校教“辅导课”)?她总是风度优雅,习惯穿套装,戴一顶阔檐礼帽,不管去哪儿都带着礼物。她拿什么买家里的茶叶?拿什么厚待亲戚和密友?……七十多岁了,她的头发仍乌黑发亮,总是有说有笑、风度翩翩、衣着时尚、精神抖擞地在家族聚会上亮相,许多时候,即使年轻人也不能像她一样真正“跟上时代的步伐”。她阅读法语书籍,总是在酝酿新的计划,构思新的作品。她七十七岁那年,有一次我无意中惹恼了她。我壮起胆子好奇地问,维也纳的大伯父、画家和她之间,谁的年龄最大?“总是男人的岁数大!”她说,并且眼睛冒火地朝周围瞥了一圈,心里真的生气了。七十七岁时,她仍跟四十年前一样过着“社交生活”,对女裁缝十分挑剔,跟二十多岁女郎争论时装问题,不辞辛苦地搭乘一个半小时有轨电车,就为了借一本法语书……茹莉就是这样一个人。七十七岁那年,她准备结伴去巴黎,因为她想再看一眼巴黎;但是后来,她由于害怕陌生,害怕变化的世界,担心失去残留不多的记忆,最终还是留在了家里。“我在巴黎的朋友大多数已经去世了!”她心事重重地说,“一切都成过去,一切都将结束……没办法,我落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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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吉泽拉终于出嫁了。婚礼上,她穿了一件灰色衣裳和一条长得垂地、蜂腰般瘦的灰色纱裙,家里每个人都为她的这一转变感到高兴。当时,吉泽拉已经四十多岁,家人都已丧失了希望,没有谁觉得还会有人乐意牵着这位忧郁老姑娘的手走进教堂。她既不漂亮,也没有财产,在玛丽娅大院里长大,是玛丽大婶[105]亲手把她拉扯大的。玛丽娅大院里实行母权制统治,玛丽大婶发号施令。玛丽大婶是态度严厉的部落首领,慢慢地,她把家族中所有没希望嫁出去的老姑娘都收留到自己身边,还有所有离婚的女儿和孙女。此外,她还先后收留了吉泽拉和贝尔塔。贝尔塔在塞耶的邮局工作,但她在职业生涯上前进缓慢,六十多岁也没能当上正职……在玛丽大婶身边,逐渐汇聚起家族的绝望。在这种严厉的母权制下,男人不可能忍受太久:玛丽大婶的女婿,有着骑士风度、留着猫一样胡须的卡兹梅尔大叔很快就跟妻子离婚从那里搬走,从那以后,他只在命名日来玛丽家做客,一边呷着茴香酒,一边听半打的女人控诉各自丈夫的罪行。我始终没能弄清楚,到底是什么样的亲戚关系把玛丽家的妇人们维系在一起?作为一家之主的玛丽大婶,是我祖母的妹妹;但对吉泽拉、贝尔塔、玛丽什卡、玛尔吉特,我只统称为“阿姨”,她们照看卧病在床、躺在被褥和枕头之间的暴君玛丽大婶,从玻璃门的橱柜里取出香草味的糕点和甜味的茴香酒,假若有人来访,她们还会倾吐满腹的怨艾。她们连信也不能随便写,因为这位白发苍苍的独裁者,要经过亲自审阅才会给她们买邮票的钱;她们更不能在没得到玛丽大婶许可的情况下擅自进城;即便是厄修拉修道院的那些修女,也不像玛丽大婶家的姐妹们被管得这么严。
因此,不难理解吉泽拉为什么想要逃出这座生活的修道院,妇人们和姑娘们被腌在这个没有男人敢走近的地方发酵变酸。向吉泽拉求婚的是一位河流管理员,他是鳏夫,是个沉静、忧郁的小公务员,生活里已经什么都有,缺的只是吉泽拉,就连玛丽大婶也未能弄清男人的想法!不管怎样,有一天,玛丽娅大院的全体成员为吉泽拉缝制了一身细腰、紧身的丝绸婚纱,河流管理员身穿黑色礼服,一副受惊的神情站在客厅里忙碌穿梭、兴奋异常的妇人中间。卡兹梅尔大叔一大清早就赶过来,喝了许多萨莫萝德尼葡萄酒,他用模棱两可的话鼓励了河流管理员几句。在忙碌、兴奋的喧嚣中,没有人明白河流管理员到底为什么要娶吉泽拉,就连新娘自己也不理解。可怜的人啊!妇人们给新娘烫前额的刘海,吉泽拉脸色苍白地站在河流管理员身边,用不知所措的眼神环视四周,觉得这一切都不现实,不相信这种喜事会落到自己头上,她突然成了一个重要人物,幸运之神降福于她……河流管理员住在蒂萨河[106]畔的一个小村庄里;他有房子、院子、猪圈和一份稳定轻松、收入不错的工作,想来,即使在和平年代也难找到比看管蒂萨河更舒心的国家单位……所有人都说,美丽善良的吉泽拉真是太幸运了,这样从天而降的幸运实在罕见!河流管理员缄口不语,午宴上一声不响地吃了不少,喝了很多酒,然后挽着吉泽拉的胳膊,脚步从容地陪她去火车站,去蒂萨河畔。家里人很长时间都这样讲,吉泽拉太幸运了,好像命运跟她开了一个结局仁慈、让人感觉不真实的玩笑。“不管怎么说,吉泽拉一直都很幸运!”那些继续留在玛丽大婶铁掌里的阿姨和姐妹们不无忌妒地说。
玛丽大婶在托卡伊有一片葡萄园,葡萄为她和许多亲戚的生活开支都提供了来源。每到采摘葡萄的季节,全家人都住在托卡伊的房子里,只有玛丽大婶留在家中,躺在床上通过派人送信或手续麻烦的邮政服务指挥采摘。每年都有人收购葡萄,尽管以某种神秘的方式。一家能靠这笔收入舒服度日。在每年的玛丽娅命名日,玛丽大婶都会向亲戚、朋友赠送茶叶。玛丽大婶从玛丽娅大院的住房里搬出家具,卡兹梅尔大叔过来当一天客人,开酒瓶,调钢琴。当然,他在家里的“午茶”上什么都喝,唯独不喝茶。下午六点,兵营的军官们赶来(玛丽大婶的孙女嫁给了一位军官);卡兹梅尔大叔的朋友都是搞财会的。屋里有人弹钢琴,桌上摆满了盛着冷肉的餐盘,军官们轮流坐到钢琴前。这场饕餮的晚宴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早上,人们狼吞虎咽的模样不堪入目,像是一群饿鬼饥不择食……到了早上,桌上的东西已被扫荡一空,之后又是一年没有男人进玛丽娅大院。玛丽大婶的名声很恐怖。吉泽拉走后,她的位置很快被塞耶的邮局助理员贝尔塔替代,因为玛丽大婶喜欢总有一大群人围着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