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第9/12页）

家族人谨慎、虔诚地紧密团结在一起。某种潜意识的危机感和出于历史原因的审慎态度，将这些传统的萨克森家庭凝聚在一起。他们留心外部世界的变化，日常生活十分简朴。我的曾祖父住在老布达，住在当时中央广场旁唯一一栋带阳台的楼房里（那栋楼现在还在），每天早上都用马车送儿子们去佩斯上大学……但是，从他跟儿子们的通信中获知，家里的日子过得很节俭，就连要给哪个儿子买一件新衬衫都要经过仔细讨论，假如需要定做一身新制服，家里人需要开会商量。这些外来的传统市民家庭，在匈牙利生活得谨小慎微，毫不张扬。外族人的头脑确实很难理解这个看上去可爱、想起来诱人、感觉无比高贵、不遗余力地在市民化的匈牙利社会。在这里，律师活得像大庄园主，医生助理坐着轿子，当临时工的地质测量员晚上跟老爷一起打牌豪赌……“国家”只是一个概念，就像保护人或奶牛。半个世纪后，匈牙利的中产阶层将伸出数百万只手抓住给吃给喝、用退休金催眠的国家之躯不放。但在奥匈帝国成立之前，对匈牙利人来讲，官员还是一个“没有薪水的职业”，并要为之付出一笔财产；副州长腰缠万贯地走进州政府，离开那里时穷困潦倒……

我祖父是我出生的那座城市的财政顾问。他很早过世，享年还不到五十岁，身后留下一屁股债务和少得可怜的退休金。债务落到两个儿子肩上，他们从学生时代就开始还债，用当家教挣来的钱一点一点地还。我父亲当上律师后仍在还家里的欠债。当见习律师时，他为有钱人家的孩子做辅导，就开始偿还祖父留下的债务。由于祖父很早过世，留给家人的记忆少得可怜。我父亲对他也记忆模糊。他喜欢音乐，能用拉丁语读书；这就是我知道的关于祖父的一切。他只留下了几支烟杆很长、雕成大胡子形象、熏得焦黄的浮石烟斗和一座雕刻精美的烟斗架。他连张照片都没有留下，只有一幅实在让人难以恭维的椭圆形油画，出自某位蹩脚画师之手。我祖父的生命，就这样不留痕迹地从家庭里消失。在冷峻、严肃的祖母的记忆里，也只能透过不朽的家族往事看到一丝微弱的反光。那是一位刚毅的妇人，R. 克莱门汀，一个人用几个福林的退休金拉扯大了三个孩子，生活意志格外坚强。她像传统妇人那样会纺线织布，妙手生花；她一辈子想方设法、殚精竭虑地维持着这个小家庭的平衡。她是一位表情严厉、言行不苟的妇人，是位虔诚的天主教徒，她知道生活就是责任。她没有“心理症结”。她在这个地球上有事要做，而且做完了。

8

我有一位叔公住在佩斯，在大学里教法律。在人们眼里，在世纪末富有的匈牙利，他是学识最渊博、思想最独特的人之一。在上个世纪，匈牙利是多么的富有啊，拥有那么多非凡超群的天赋人物！奥朗尼、裴多菲、沃洛什马蒂、凯梅尼、久拉伊、厄特沃什、塞梅尔维斯——在青少年时代，我一想起佩斯的叔公，心里就感到无限自豪，他的名字镌刻在匈牙利世纪天才榜上！他教了半个世纪的民事法，并且——法学家们都这样认为——为匈牙利法学思想带来一场革命；许多年里，匈牙利的民事法都由他撰写。他的思维奔逸，对教育不太上心，只对“我的—你的”界定问题感兴趣。人类的共生极为复杂，与其说是由一系列法律问题组成的难题，不如说是道德问题。“民事法”实际上就是生活本身……

他的思辨能力——某种非凡的内心公正、不可收买的判决勇气和游刃有余的从容应变——激发了学生们和同时代人的“天才”想象。无论在他的日常工作、精神气质，还是言行举止中，都能让人感到一股独一无二、充满个性、无法形容的力量；他出奇制胜的表述与阐释，无不带着“天才”的个性色彩。他是特立独行的导师，不大理会弟子们的狂热，痛恨死记硬背，主考时对于聪颖的孩子从不刁难，即使对方不能对答如流地回答提问，他也总是高抬贵手……他拖着巨大的身躯吃力地走上讲台，倚在讲桌上的样子，看上去像是躺在上面；他带着从容自若、坚不可摧的平静。有的时候，他在课堂上一言不发地听诚惶诚恐、满头大汗的法学生的陈述。“虽然跑题了，但我看得出来，你有天赋。”有时他会这样轻描淡写地说。经他主考的匈牙利法学生数以千计，只要谁一旦体会到他与众不同的思维逻辑，就很难再摆脱掉他的影响。没有人知道某一个话题会在哪里转折，会到哪里结束。表述的方式与方向，只掌握在他的手中：他复杂、稠密的语句（有一位学生形容他的语句“像中风、割脉一样紧迫”），出人意料的措辞，突如其来的想象，难以理解的比喻，丰富而严谨的语言洪流，神秘的“个性”。哪怕是连词的使用都泄露了其“作家”身份。他总爱使用冷僻的词汇表达看法，所以说他是“天才的怪人”情有可原！就他所选择的领域而言，他不仅是专家，而且是创造者和发现者。在他之前，没有人研究民事法；在他之后，似乎没有必要对他的陈述进行大修大改：凡是读过他著作的人，都有这个感觉。

这两位法学家，维也纳的浪漫主义者马伽什舅公和佩斯的这位叔公，都凭着他们享誉全国的名望和令人诚惶诚恐的严谨，为我们家打上了“杰出法学世家”的烙印。我父亲也是一位律师，毫无疑问，我也应该是。我们每年都去看望佩斯的叔公；他本人也格外上心地维持这个家族的团结，但并不太跟我们中的任何一个直接交往。他住在布达，后来搬到佩斯区的一栋避暑别墅；他从那里去大学授课，认识许多住在老城街巷内的大人物们。路人们只要一见到他，都会停下脚步，凝视他的背影。他的着衣方式颇为古怪，西服的下摆从短外套下缘露出来；而且他跟所有的大老爷们一样，身上从来不带钱。一辈子从来没想过钱，他的这种做派纯属自然，并非装腔作势。他长得像一只古生物，身高马大，身体笨重。在思想上和生活里，他也似乎尺度超常，毋庸置疑地体现在用餐、娱乐、生活方式和生活细节等各个方面。有一回，政府请他出任司法部部长，但他没有接受；事过很久，他解释说，他喜欢当我行我素的教师，不想当部长，因为“部长”是奴才，一旦惹老爷们不高兴，随时可以被辞掉……他是一位不受管束的人，按照自己的内在法则生活；他以自己的方式自律，但不受社会规范约束，自在逍遥……不管去哪儿，他都步行，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搭乘公交车。这位怪人在我的记忆中已相当模糊，我只能扭捏害羞地跟他讲话。跟家里大多数成员和他的孩子们一样，在我的印象里，他也是一个出类拔萃的可爱生灵，是肩负重荷的大自然造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