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第5/10页）

这种田园生活一直持续到我六岁那年。妹妹出生后，立即夺走了我的头衔，占据了我的位置——也许，那只是我自己这样感觉，但是在我周围肯定发生了某些变化，我在家里不再排名首位，那种失落感无异于一个人遭到流放。“姑娘！”家里人叫我妹妹的口吻全带着十足的骑士风度，我母亲也总是这样叫：“姑娘！”我尽量做一个“好孩子”，想重新回到失去的天堂。我攒钱给母亲过生日——在我困惑无助的努力中，我至今都清楚地记得这件事——我决定送母亲一件能让她惊喜的神奇礼物。我一大清早就溜出家门，兜里揣了三十克拉卡伊，我在城中转了几个小时，最后买了一块形状好看、做成肉冻的牛肝饼带回家，送给了母亲。那段时间，我生活的气候阴云满天。每个家庭的历史中，都会经历这样的危机时期，虽然没有“发生”任何可以说得清道得明的事，但仍会为家人之间的现实关系蒙上一层几十年不褪的阴影。从六岁开始，我突然变得孤身一人。这个我跟谁都没说过，连我母亲都不知道。我在生活中感到烦恼、无助和孤独。家庭，温馨的巢穴，我再也无法回归，失去的乐园我只能在梦中寻找。“姑娘！”后来也一样，在几十年里，我觉得在我父母心里，对“姑娘”有一种人为的、坚定的、刻意的崇拜；我怀着受伤的心情开始回避，试图让他们意识到我遭受的鄙弃。家庭的等级制度微妙、复杂和敏感。后来，在我生活的危机时期，即使工作和毒品也无法完全征服我的神经官能症，我不得不开始留意同时代最典型人家的家庭关系，从其他人身上，我发现了有规律的重复和同样的结局。我总结出一个规律：假如第二个孩子——无所谓男孩还是女孩——的出生比前一个孩子晚两年以上，先出生的孩子会感到自己遭到鄙弃和伤害，而在“失乐园”后，首先感到的并不是想家；一岁半或两岁的孩子可以无意识地接受新降生的对手，比较容易真心地与之友好相处。我的两个弟弟都比我妹妹晚出生许多年，我最小的弟弟要比我妹妹小十几岁，他们得到所有“穿小了的衣服”；不仅是“穿小了的衣服”，还有藏到樟脑球里的情感……这些理论跟所有的理论一样实用。生活只偶尔尊重规律，大多数时候将一切理论都抛到脑后。

这样说或许有些轻率：一个人的生命画卷将如何展开，仅仅取决于一次伤害，就像从一个感染源滋生出所有的疾患。我妹妹的出生和啼哭，可能是我“受伤”的原因之一，也可能只是一个借口；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就在那段时间里，我脱离了家庭，开始寻找新的集体，开始走上自己的路。我在那个人多、喧闹、温馨的大家庭里孤身独处，那种孤独状态我有的时候可以忍受，但也只能忍受短短一段时间，之后就会感到压抑不堪。我空寂的内心会在同时代人中爆发，寻找朋友，有时没有找到，有时磕磕碰碰，有时顺从，甚至哀求地试图将自己置身于一个作为“家庭补充”的人群里：就这样，我走进了“帮伙”世界。这些“帮伙”都是由年龄相仿、精神状态相似的男孩子组成，独立于成年人的社会之外，在并非真有意识的反叛中集结而成，他们无视成年人的法则和生活规范，很容易卷入无政府主义的漩涡。我母亲和老师们都没有注意到这个情况；至于我父亲，我们只是在吃午饭和晚饭时才能见到。当然，“帮伙”是由一个身强力壮、热情充沛的家伙领头，一个内心伤害很重、不能忍受社会或某种环境的男孩，逐渐在自己身边聚集起一个松散的团体；“帮伙”成员的时间、能力，甚至连生活背景都不受限制。在我小的时候，我曾经卷进两个这样的团伙。从八岁到十岁，我参加了第一个这类无政府组织；后来，在战争期间[116]，我十七岁那年，又混进了另一个“帮伙”，由于我们“玩儿大了”，有一位兄弟在一个特别的游戏中丧命。

有“健康”的交友倾向的孩子们，一旦在家中受到鄙弃或伤害，会到社会群体中寻找避难所，以摆脱失落和孤独感；比方说，他们参加神学会，通过自我奋斗实现自己的社会野心，或者成立学生会。在我小的时候，还没有听说过“童子军”。这样看来，我不是一个有“健康”倾向的孩子；在社会上那些获得官方认可、作为“家庭补充”的集体里，在由学校正式组织、在法律监督下成立的青少年团体里，我都不堪忍受，无法找到自己的位置，我在精神上深受“帮伙”、恶童和残忍的自由团伙的吸引！这样的阶段，不知道在我后来的生活中重复过多少次！在我的婚姻和职业生涯里，相同的伤害让一个个遁词花样翻新。经过受伤的孤独时期，我焦渴、饥饿地寻觅人群，找到同伴；我努力跻身党派，跻身那些由世界观和精神力量团结到一起的思想和利益集团；但是最终我总是在这个或那个“帮伙”里找到避难所，在某个社会边缘，在某种动荡不安、缺少监督的社会领域，跟那些或许只通过共同体验的同盟捆绑到一起的家伙们结成亲戚……然而在我小的时候，我把手洗得干干净净，小心翼翼地坐到家里的餐桌旁，即使母亲锐利的眼睛也无法从我身上看出，我只是一位坐在他们中间、来自另一个世界的陌生客，我从某个古怪的盟会中回到家。我极力平衡着我生命中这个脆弱易伤的两面性，这就是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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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岁那年，我为了逃避家庭而加入了“帮伙”，从那之后，我再也找不到回家的路。“帮伙”首领是一个身材瘦长、健壮强悍、皮肤黝黑的少年，我清楚地记得他那张脸，那副肺痨病的眼神，那张由于发烧长满溃疡的嘴，那双疤痕遍布的手，那副嘶哑的嗓音，总之，我记得他所有的身体特征；只是他的名字我怎么也想不起来了；大概对他来说，叫什么名字最不重要。当然，他是“无产者”子弟；这位天生的革命者，永远都会让我意识到自己是“肥猫”[117]的崽子。在他灵活矫健的瘦小躯体里燃烧着野性的火焰；他就像烬火一样掉到我们中间，所到之处，一切都会殷殷燃烧。我很清楚自己不属于这个组成“帮伙”的孩子圈。他好像住在“胡什塔克”，那是城里的贫民区，吉卜赛人聚居区；我记得不是很清楚了，他好像不是吉卜赛人。有一天他溜进我们庭院，第二天他就高高在上，掌握了这幢公寓楼里居民、动物和没有灵魂之物的统治权。从来没有人知道他会在什么时候来；他会在一天里的任何时辰突然出现，随时可能在我们的窗根下吹响令人心惊肉跳、军令如山、不可抗拒的尖厉口哨声。孩子们从各家的门口溜出来朝着口哨声会合，扔掉手里的玩具，撂下正做的功课，从母亲们手心里和家庭教师身边逃走，气喘吁吁地朝着口哨声发出的方向狂奔。“帮伙”首领在地下室、顶楼、洗衣房的某个犄角旮旯处等着我们；他那衣衫破烂、光着脚板的男孩身影，他那眼神病弱、轮廓漂亮、肤色晦暗的面庞，他一举一动的优雅傲慢，他行无影去无踪的神秘，向整栋楼的孩子们施展了巫术。我必须承认，即使在三十年后，我都能感到当时身陷的那种着魔状态，我活在令人压抑的诱惑里。那种诱惑，从一位羸弱但仍充满勇敢和反抗精神的男孩体内向我涌流。我毫无抵抗地被那个殷殷燃烧、与大自然力量有亲缘关系的更强大的意志所降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