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第6/10页）

仿佛听到哈梅林魔笛手[118]神奇的笛声，我们朝着那令人毛骨悚然的口哨声向我们的统治者汇集。要想逃出去并不容易，每时每刻，家里都有人看守我：母亲，家庭教师。在孩子房间的桌子上方，钉着一张字体歪斜的“日程表”，上面为八岁孩子的每个半小时都起了名字：起床，祷告，洗澡，早餐，散步和玩耍，上午茶和游戏；每天从早到晚，每分钟都有规定的内容。我母亲想要这样，她在我们身上不遗余力地实践她曾经的教育理论。我从家里逃出去，亵渎了“日程表”，我用完全自觉自愿的方式冲破了母亲在我们周围画下的、时刻监视我们的魔圈……可想而知，这是一种危险的行动……只要那魔法的哨声一响，我们立即冲出屋子——不仅是我，住在二层的玻璃制造商的儿子也逃出来，平时他也遭到严格看管，还有住在底层的无产者子弟，这栋公寓楼内所有隐秘、兴奋地组成这个小团伙的孩子们——有的时候，我们凑到一起只短短几分钟，我们就像地下的恋人，一听到指令，就在我们的帝国里飞奔，在地下室，在顶楼，或在玻璃圆顶的“伯利恒”光线昏暗的过道里。我们将他索要的礼物交给他——他一声不响地收纳贡品——我们谈好下次的碰面，然后气喘吁吁地跑回各自的房间，继续“玩耍”或学习，经常还要因为我们无人理解、难以解释的出逃而承受处罚。每天，我们随时随刻听候召唤；他凌驾于我们的身心之上；我们盲目顺从地听他的指令。

我们的统治者并不怎么有教养；有的时候，我们在他面前谈论的事情超出了他的知识范畴，他会木呆呆地盯着我们，那双好奇的眼睛里光泽暗淡，在他粗鲁而敏感的孩子的嘴角，浮现出一丝邪恶、怯懦、敌意的线条。但在家里，在有仆人伺候我们的漂亮房间内，我们的“另一半生活”格外烦人；尤其是，当我被迫跟玻璃制造商的儿子待在一起时，总要自虐般地仔细盘问，逐一供述。我们要讲自己吃了什么午饭，我们的父亲有多少衣服挣多少钱——钱的问题特别刺激我们的想象，我的统治者经常怂恿我在办公室下班后伺机溜进我父亲的工作室，看看律师的记事簿，当天总共有多少进账……那本又厚又大、羊皮封面、圣书一般的记事簿，总是翻开着摊在写字台上，办公室女秘书和候补律师将每天的业务登记在上面。记事簿里的数据总让我焦躁不安，里面记录的字里行间总让我感觉到自己家族的威信和富有；假如我在里面找到了四位数字，就会感到非常快乐……“信：两克罗那，咨询：十克罗那”，记事簿里这样记录。有的时候是我父亲干硬如刺、工整认真的笔迹，纸上记录了用钱量化的办公室日常的工作业绩。“今天我们挣了一百克罗那！”我向我的统治者报告，他用带有恶意的眼神和有些不大情愿流露的满足的微笑认真听着，享受着数字带来的微醺。

他并不聪明，但从他的身体里无时无刻不辐射出诱人狂热的个性魅力，不容抗拒地“感染”了我们这些可能比他更聪明、更有文化的孩子们。我们毫无抵抗地缴械投降，放弃了自己的学识和身份的优越。但是，有谁想到了反叛呢？……当他终于出现，我们快乐地站在他的周围；当他从楼里消失，没有人知道他住在哪儿，跟谁一起上课。我们为他偷家里的食物、母亲针线筐里的漂亮纽扣，我们把最好看的玻璃球献给他。他经常用一种讨价还价、呆滞残忍的微笑鼓励我们顺从，怂恿我们破坏法规；即便我们偶尔固执己见，出于胆小和逃避欲拒绝满足他的某种危险的愿望，但是最终我们仍会将他想要的东西拿给他。后来，在成年人的世界里，在我动荡不安的生活中，在所谓的政治中，我也多次遇到这类神秘出现，大多并不怎么有教养、修养和学养的“超自然人”，即使那些智力超群、谨慎小心、审时度势的人最终还是会放弃抵抗、悲喜交加地俯首顺从！在这种直接辐射到追随者身上的“意志”里，究竟有多少——到底有没有？——性的成分？我不知道。主流文学经常喜欢描写这类从天而降、遁入虚无的人物，他们突然现身于一个无意识的、对现实不满的人群中，播下革命的种子，有时只引发一阵运动的骚乱，激起我们心中的疑惑，使人意识到潜伏的危险，并且将众人凝聚到一起，之后有一天，他们给我们戴上工人帽，悄然无形地站到一边，在绞架上或传说里演完他们的角色。我对这类政治神话的人物故事总是抱着怀疑的眼光。但是在大世界的缩影里，在一个“平安无事”的小社会里，在我们的公寓楼内，在我的孩提时代，在我的童年伙伴中，我确实亲历过这类事情。

要知道，后来我刻意想要忘掉他的名字，因为这个懒散、腌臜、悲伤、粗野，但有着电流般刺激的感染力的“运动”小统帅，这个羞于在我们中间却渴望进入市民圈子、正因如此才咬牙切齿、残酷冷漠的“暴民”小领袖，对我的影响实在太大了……但我没能忘掉他垂下眼帘的样子；有的时候，他低下头，从半阖的眼皮下闪烁出多情的眼神，那么有人性，那么冷峻，那么饥渴，以至于让我毛骨悚然，一股冷气蹿遍全身。我们没有别的选择，他就是首领。我们在一起的借口是玩游戏。不管是毫无新意地玩球，玩纸牌，还是捉迷藏——在大院里的每个角落都可以藏身，夏天有热气蒸腾的锅炉、名声不佳的咖啡馆木桌和顶楼挂在晾衣绳上的帘子，包括孩子们家里，我们翻窗入室彼此寻找；黄昏时分，我们跟蝙蝠似的穿过昏暗的陌生房间，把毫无思想准备的女佣和靠弹钢琴做白日梦的玻璃制造商的可怜妻子吓得魂飞魄散——在玩游戏的借口背后，每位参与者都感觉到，我们在一起的意义并不在于玩球，而是另有别的更加隐秘、更加难言、更涉及个人的私事。很长时间我们都蒙骗自己，认为是集体游戏维系了这个“帮伙”。有一天我们必须明白，还有什么别的把我们捆绑在一起；游戏，没错，但那是一种完全特别、令人吃惊、棒得可怕、影响我们一生的游戏。

我不清楚那究竟是怎么发生的？谁挑的头？谁是玩那个新游戏的煽动者？我不敢断定新游戏的点子出自那个闯到我们中间的不速之客，那个躁动不安地在我们中间出没的小痞子。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存在这种倾向，在这个“帮伙”里没有谁的年龄超过十岁，这个主意不可能是成年人教的……有一天我们发现，我们在玩跟过去不同的另一种游戏。我们突然不再玩那些天天都玩的传统游戏，我们越来越看重那些说不出口的私事，因为跟我们借以交往的借口相比，是私事将我们绑在了一起。那个陌生男孩建议我们玩一种“新游戏”。我记得，我们玩了一段时间“马戏团”。不久前，马戏团巡演到我们城市，我们帮助他们支起油布帐篷，偷看马戏团排练场的秘密。我们在庭院中央画了一个圆圈，在圆圈里面撒上沙子，再从各自家中找出破被褥和熨衣板。有一天，我们的首领拎着一条真皮鞭出现了，那条鞭子很可能是他从哪辆停在大广场歇脚的马车上偷来的，他开始抡着皮鞭“驯化”我们。那小子站在圆圈中央，扮演马戏团团长，呼呼生风地挥舞鞭子，嘴里吆喝着可怕的指令；我们走马灯似的轮换着角色，一会儿装扮成马戏团的动物，一会儿饰演杂技演员，我们像狮子一样低声吼叫，张牙舞爪地迎接驯兽师的鞭挞，鞭梢一旦碰到我们的皮肤，我们会发出疼痛的哀号——马戏团团长毫不偷懒地频频挥臂，长长的皮鞭发出刺耳的呼啸——我们用花样翻新的节目逗观众开心，女仆们饶有兴味地趴在楼上厨房的窗口能看上个把小时。这个看上去天真的“马戏团”游戏颇受欢迎，家长们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妥。但这个游戏的意图和意味，连我们自己都不清楚，并不完全天真：其实这个游戏的实质是，我们遭到非同寻常的小统治者随心所欲的殴打，并且心甘情愿地忍受。从一开始就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