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 安息日前夕(第8/10页)
一辆闪着灯光、鸣着警笛的警察巡逻车开了过来,车上有个人拿着麦克风,喊着让人群马上散开。费玛凭着一个良好市民的习惯性反应,立刻服从了命令,可尽管这样,还是有一个鸭舌帽滑稽地歪着扣在脑袋上、浑身大汗淋漓的中年警察粗暴地将他推搡了一下。
费玛很是气恼。
“好了,好了,没必要推推搡搡的,我这不是散开来了嘛!”
警察带着连珠炮似的罗马尼亚口音冲他吼了起来:
“你最好少跟我耍聪明。快点儿!要不,让你尝尝苦头。”
费玛竭力克制自己的情绪,朝探望医院的方向挪过去。他问自己,他要不要一直这样散开去,直到有一天他自己也瘫倒在大街上,要么就在家里像一只蟑螂一样断了气,就躺倒在厨房的地板上,一周以后,当难闻的臭气飘到楼台上,于是楼上的邻居,就是皮赞蒂夫妇,叫来警察和他父亲,直到这时他的尸体才被人们发现?他父亲肯定会想起一个哈西德派故事,讲的是当即、无痛的死亡,通常称作“一吻而终”。要么,他就会习惯性地发表一些评论,说什么人类就是一个矛盾,该哭的时候却笑,该笑的时候反而哭,没有感觉地活着,没有欲望地死去,脆弱的人类啊,他的年日如草一样。还有机会阻止这种疏散吗?最终能够将精力集中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上来?可如果真能这样,又如何开始呢?以上帝的名,真正重要的事情究竟是什么呢?
走到雅法路拐角的马艾延施图卜百货大楼时,他心不在焉地向右一拐,朝大卫广场走去。因为两只脚感到酸痛,他上了开往约韦勒村的最后一班公共汽车。他没有忘记向司机说安息日快乐。
四点差一刻,安息日就要开始了,他在靠近自家街道的一条街下了车。他没有忘记向司机道谢和道别。晚霞给伯利恒群山上轻盈的云彩镀上了一层金色。费玛突然强烈地、心中带着一丝莫名痛苦地意识到,又是一天逝去了,永远地逝去了。他家所在的街道上,一个人也看不见,只有一个皮肤黝黑的十岁小男孩,在那里拿着一把木头制成的冲锋枪对着他,逼迫费玛举起双手投降。
一想到自己的房间就让他觉得恶心:从现在挨到夜里还有那样漫长的又了无生气的一段时间啊,事实上,还要一直挨到星期六晚上,到时那伙人说不定又要聚集在舒拉和茨维家里了。所有那些他打算今天做而最终又没能做成的事情啊,现在是太迟了:采购,上邮电局,打电话,上银行取现金,还有安妮特。还有一件紧急的事,可到底是什么紧急的事他就记不起来了。另外,他还得为装修工的到来做好准备。把家具挪一挪,盖上东西。把书和厨房里的餐具收拾好。把墙上的画揭下来,还要把那张他用铅笔标好协议边界的全国地图也揭下来。请皮赞蒂先生帮他把书架都给拆散开来。但首先,他得立即给茨维·克鲁泡特金打个电话。向他解释一下,他在最近一期《政治》上发表的文章是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幼稚的假设前提上,这一次他要讲究策略,不能让他生气,不能让自己显得是在讽刺挖苦。
假如家里的电话机这时已经恢复过来了。
紧靠大楼的入口处停着一辆白色的小汽车,两边的车窗紧闭着,费玛发现一个大块头男人弓身坐在车里,两条胳膊趴在方向盘上,脑袋深埋在胳膊里,很显然是在打盹儿。如果事实上是心脏病发作了怎么办呢?谋杀呢?遭遇了恐怖分子的袭击呢?自杀呢?费玛鼓起勇气,轻轻地叩击了一下车窗。尤里·格芬立即直起腰身,摇下车窗说:
“你可回来了。等候你多时了。”
费玛吃了一惊,他试图说一句巧妙的话来回应他,但尤里打断了他。他轻柔地说:
“我们上楼去。我们得谈一谈。”
尼娜把一切都告诉他了。说我和她发生了关系。是说我没有。说我羞辱了她。可他在这儿究竟是干什么呢?他这会儿不是应该在罗马的吗?要么他有了一个隐秘的替身?
“听着,尤里,”他说,同时脸上的血色一下子没了,血液都流到肝脏里去了,“我不知道尼娜都对你说了些什么,可事实是,已经有一段时间……”
“打住。上楼再说吧。”
“事实上,我打算了很长时间……”
“我们到屋里再说吧,费玛。”
“可你是什么时候回来的?”
“今天上午。十点半。你的电话总是打不通。”
“你在这儿等我多久了?”
“四十五分钟左右。”
“出什么事了吗?”
“等一会儿。到楼上我们再谈吧。”
进了公寓,费玛主动提出要为对方冲杯咖啡。尽管牛奶似乎已经变质了。尤里看起来是那样疲惫不堪,那样心事重重,以致费玛都不好意思向他提起帮着拆书架的事。他说:
“我先来烧一点儿水。”
尤里说:
“等等。你坐下。仔细听着。我给你带来了一个坏消息。”这样说着的时候,他将自己温暖的、像橄榄树皮一样粗糙的、农民般的大手放在费玛的脖子上。像往常一样,这只大手一碰上他的肌肤,费玛就愉快地颤抖了一下。他像一只受到摩挲的小猫一样闭上了眼睛。尤里说:
“我们从吃午饭的时候起就一直找你。茨维到你这儿来过两次,还在你的门上留了一张条子。因为你们诊所星期五关门,特迪和舒拉就一直不停地奔忙,跑了两个小时,试图找到你们诊所的大夫。你离开约珥那里之后我们就不知道你上哪儿去了。我也是刚刚放下行李就径直过来了,以便在你一到家的时候就把你截住。”
费玛睁开双眼。他带着焦急的、恳求的、孩童般的表情,抬头看着尤里那伟岸的身躯。他一点儿也不觉得吃惊,因为他一直就预计到要发生类似的事情。他轻轻地启动双唇,没发出一丝声音地问道:
“迪米?”
“迪米他很好。”
“约珥?”
“是你父亲。”
“他身体不好。这我知道。好几天……”
尤里说:
“是的。不。还要糟糕。”
莫名其妙地,也令人惊奇地,费玛也感染上了尤里那种习惯性的沉着和冷静。他轻柔地问道:
“究竟是什么时候的事?”
“就在正午。四小时以前。”
“在哪儿?”
“在家里。当时,他正坐在扶手椅上,和两三个为某个慈善机构前来请求赞助的老太太喝俄罗斯茶。是盲人协会什么的。她们说,他正要给她们讲个笑话,要么就是故事,就突然呻吟着去世了。就像这样。坐在扶手椅上。他没有时间去体验任何感觉。从那时起我们就开始到处找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