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春藤（第22/25页）

她说：“我觉得该让你知道。我知道你和他走得近。他们要让皮通先生离开。”这个“先生”是迁就我，因为我这么称呼他。他们夫妇叫他弗雷德。“当然了，”她有点得意地说，“这决定有些日子了。”

这是真的。虽然我从来不愿面对现实或者去追根究底，心里却存着一丝希望，相信奇迹会发生——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和艾伦没什么差别——相信房东的财富，相信帮他打理家产的人有能力获得良好的经济收益。但是我知道皮通和他的房子在花钱，菲利普斯夫妇要花钱，庄园本身的维持就非常昂贵，而且这地产显然更多是自然资源而非商业用地，收入有限。

七十年代中期严重的通货膨胀残酷地削减了我房东的收入。况且庄园又需要投入很多心思。它不是一个能随便放手的地方。庄园不像我的小屋；它的规模过大，根本用不了，它夸大了人的需求。要驾驭它，得接受专门的训练，否则，就会像格洛斯特郡切德沃斯的古罗马别墅那样，日渐消亡。人们很容易放弃它。

庄园的锅炉爆炸时，某堵墙边不知是陶瓷、混凝土还是石棉砌的高大烟囱碎成了千百个大大小小的碎片，散落在庭院里。我听菲利普斯或者麦克·埃伦——这个管中央供暖的小伙子开了辆货车，在院子里待了好几天——说庄园每年在供暖上要花费四五千英镑。也许夸大其词了，像麦克·埃伦这样的人大概凭着技艺第一次进入富有的宅子，喜欢夸张本郡或者乡绅客户的重要性。话虽这么说，五千英镑的供暖费用显示了物价乃至我们的世界变得多么不稳定。

一八五七年，福楼拜在《包法利夫人》中写到小商贩要百分之六的利息是敲诈，是吸血。如今这已是常态。一九五五年，当年轻的我初到伦敦，试图写作，只想一年赚个五百英镑；并且比三十年前的弗吉尼亚·伍尔夫更节省，连房租都算在这五百英镑里。一九六二年，我和一位幽默作家及一位漫画家在伦敦一家俱乐部吃午饭，他们问我一年开销多少，我说两千英镑：我从合租一个房间换到租一套公寓。这个数字让这两个比我年长的人大为惊骇，觉得太少了。的确，仅仅三年后我按揭买了房子，就觉得一年五千才够花。现在五千说的却是供暖费用。谁经得起这样的开销；况且我的房东在一九四九或五○年，也就是在我初到伦敦几年前，便开始与世隔绝。

我在找皮通。说来也奇，下午一点他通常会出现在草坪尽头的白门那儿。虽然他动作持重，但这点偶尔让他看上去像在和自己玩。

上午收工前四五分钟的样子，他会出现在我小屋前的草坪上。他会去棚屋里做点事：放好工具，换回正式的衣服（如果有需要），为了沿着公用路走回家的那一小段距离；锁好棚屋，然后根据手表的时间调整好步伐，开始向大门口走。有时他会从菜园的草坪进去，穿过花园围墙上的一扇旧木门（非常精致，却被它自己的重量压得变了形）。夏日里，他有时从果园穿过茂密的绿篱，从灌木丛中像只猫一样干净地走出来。

今早他从绿篱中走出来。他上周才在这里的杂草丛中修出夏日的第一条小路，一道从这儿过去，一道从那儿过来。他没有穿雨衣雨靴，没有穿外套，而是比较正式的打扮，上身穿一件乡村风格的衬衫，系羊毛领带。他没必要换衣服。他在花棚里的活用不了多少时间。他走向大门时步子缓慢，双臂晃动。这不是他早晨九点推开大门的步态，不是他工作时的步态，而是一天收工后的不紧不慢，因为那是属于他自己的时间。从他现在的步伐中看不出一天常规劳作的结束；在午饭前的例行程序中他没有表现出丝毫的焦虑，看不出他是菲利普斯太太半小时前告诉我的新闻的当事人。

两点，他回来了。他打开那扇隔开了紫杉小径和开放的庄园草坪的门，出门后把门锁上了。他的步子虽然不紧不慢，但看上去是一副又要开始工作的样子。

我觉得这其中一定有误会，菲利普斯太太要么听错了，要么错把一个念头当成了决定，也许这事就只是提了提。皮通那么平静，我觉得他应该比菲利普斯太太更了解情况。

我去丘陵上散步，途经杰克的农舍到达山冈，巨石阵尽收眼底。一个半小时后我回到庄园，听到菲利普斯先生大喊“弗雷德！”。他冲着后花园里的皮通喊。没有回应。这很正常。五点，皮通做收工的例行工作：锁上花棚，慢慢走向前门，一天的劳作结束了。

但是第二天早上九点，他没有出现在大门口。直到十点都没出现。快到十一点时，我看到了他。他急迫地敲我的厨房门，这是我唯一用的门，正对着废弃的玻璃温室。厚重的木框玻璃罩靠着花园高墙摞成一堆，荨麻在玻璃前前后后长得繁盛，墙那边远些的地方，靠近河边柳树林，是那棵高大的白杨和其他两棵长出嫩芽的残株。

当我在他家称赞他的音响设备时，他表现出荒谬的骄傲；他假装在赚外快时的虚荣；在那个喝粉红香槟的早晨，他笨拙地弯腰站在茂密的绿篱前，等着我走向他，当时他的冲动、瞪大的双眼和翕动的鼻翼——这一切，这荒谬、虚荣和冲动都摆在他脸上。但这会儿他脸上不是香槟带来的惊喜，而是困惑与怒不可遏，一种让他措手不及、把他逼疯的愤怒。

他说：“你听说了？你听说了？”

他没有系领带。衬衫仍是昨天那件。周日他很少不打领带，只有在夏天午饭前，冰激凌车响着铃经过，我们都过去买冰激凌时他才会那样。

他需要有个人来见证并分担他的盛怒，他无法独自承受。但是他没有语言天分，一向没有。所有的情绪都涌到他脸上——像那次喝了香槟，不过这次是扭曲的、强烈得多的情绪——也表现在他唐突的动作上。

我开了房门让他进来。但他好像意识到没有什么可说的，就立在门口。突然他转身疾步离去——好似突然想起要做什么——走向我的小屋和紫杉篱间的小路，小路一边是“护林人木屋”，一边是靠着花园墙的半边棚舍，那儿是我储藏煤、木材等东西的地方。这半边棚舍往后一点是菜园围墙上的大门。我曾经在那个被忽略的角落用割草机割草，因而十分了解那块土地：填了锯末，杂草丛生。

这是皮通的门。每晚都要用链子锁好，钥匙在皮通手上。大门和庄园一样老，有个厚重的木框，坚实的木板在下半部，垂直的铁条在上半部。因为自身的厚重，它有点歪了，皮通每次开门都要稍微提起它。他一天要握着铁条那部分提起四五次甚至六次，它们比其他生锈、粗糙、干燥的铁条更光滑、颜色更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