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号病房(第5/16页)
“我们之所以贫病交加,”他说,“是因为我们没有很好地向仁慈的上帝祈祷。对了!”
安德烈·叶菲梅奇诊病的时候,从不动手术,他早已不干这一行了,一见血他就不愉快地激动起来。当他必须让小孩张开嘴,看一下喉咙,而小孩却大哭大闹,用小手挡住时,耳朵里的闹声就会使他头晕,眼睛里涌出泪水来。这时他就急忙地给开个药方,摆摆手,叫女人赶快把孩子带走。
在门诊时,病人的胆怯和头脑不清,身边打扮华丽的谢尔盖·谢尔盖伊奇,还有墙上的照片,以及二十多年来对病人不断地问过多少次的那些问题,这一切不久就弄得他厌烦了。他看完五六个病人后就走了,剩下的病人就由医士去接待。
安德烈·叶菲梅奇愉快地想到:谢天谢地,自己很久都没有私人行医了,现在谁也不会来打搅他了。因此,他一回到家,马上就在书房的桌子旁边坐下来,开始看书。他读很多的书,而且总是很高兴,他的薪金有一半用在购书上。他的住所有六个房间,其中三个房间堆满了各种书籍和旧杂志,他最喜欢看的是历史和哲学方面的著作。医学方面,他只订了一份《医生》。读这本书时,他总是从后面读起。他看书,总是一看就是几个小时,中间不休息,也不感到累。他不像伊万·德米特里奇那样看得又快又急,而是慢慢地看,深入地领会,遇到他喜欢的或者不理解的地方常常就停一停。书的旁边总是放着一小杯酒,同时放一块腌黄瓜或渍苹果,不用碟子,就直接放在粗呢桌布上。每半个小时,他就眼睛不离书,倒上一小杯白酒喝下去,然后也不看,只是用手摸到黄瓜并咬下一小块。
到下午三点钟,他才小心地走到厨房门口,咳嗽一声,说道:
“达留什卡,给我开饭怎么样……”
安德烈·叶菲梅奇吃完一顿相当差的、不干不净的饭以后,就在书房里来回踱步,双手交叉放在胸口上,思索着。钟敲响了四点钟,然后是五点钟,可是他还在踱步,还在想事。偶尔厨房门嘎吱一声,达留什卡那张睡眼惺忪的红脸从门缝里探出来。
“安德烈·叶菲梅奇,您到喝啤酒的时候了吧?”她关心地问。
“不,还没到点……”他回答道,“我要再等一会儿……我要再等一会儿……”
到了傍晚,邮政局长米哈依尔·阿维良内奇照例就来了。他是全城中安德烈·叶菲梅奇唯一不讨厌的人。米哈依尔·阿维良内奇以前是一个很富有的地主,曾在骑兵军里服役,后来破产了,为贫穷所迫,晚年就到邮政部门工作了。他精力充沛,很健康,留着白色漂亮的连鬓胡子,彬彬有礼,嗓门洪亮而又好听。他心地善良,多情善感,但脾气暴躁。每当邮政局里有顾客提出异议,不同意他的意见,或者要进行说理的时候,米哈依尔·阿维良内奇就脸红脖子粗,全身发颤,大声喊道:“闭嘴!”因此,邮政局早就成了一个有名的单位,人们到这里来都心惊胆战。米哈依尔·阿维良内奇尊敬和喜欢安德烈·叶菲梅奇,是因为他有学问,精神高尚。可是他对小市民的态度则很高傲,就像对自己的部下一样。
“我来了!”他走进安德烈·叶菲梅奇的家时说,“您好,我亲爱的!您恐怕讨厌我了吧,对吗?”
“相反,我很高兴,”医生回答说,“我什么时候见到您都很高兴。”
两个朋友就在书房的长沙发上坐下来,默默地抽了一会儿烟。
“达留什卡,给我们拿啤酒来好吗?”安德烈·叶菲梅奇说。
他们喝了第一杯酒,仍然没有说话。医生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米哈依尔·阿维良内奇则显出高兴快活的神情,仿佛有什么非常有趣的事要说似的。谈话总是由医生先开始的。
“真可惜,”他慢吞吞地轻声地说,摇摇头,眼睛并没有看着他的朋友(他从来不直视人家),“真是太可惜了,尊敬的米哈依尔·阿维良内奇,我们城里竟没有一个人能够而且喜欢聪明而有趣地谈谈话的人。这是我们最大的贫困。甚至知识分子也跳不出庸俗!我向您保证,他们的智力发展水平一点也不比下层人高。”
“完全正确。我同意。”
“您自己也知道,”医生小声地接着说,声音抑扬顿挫,“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最崇高的人类智慧的精神表现之外,其他一切都是无足轻重的、没有意义的。智慧在人类和动物之间划出了一条明晰的界线,暗示着人类的神圣性,在某种程度上它甚至代替了实际并不存在的不朽。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说,智慧乃是快乐的唯一可能的源泉。可是我们在自己的周围却看不见,也听不见智慧。这就是说,我们的快乐被剥夺了。诚然,我们有书籍,但是这跟活生生的谈话和交际是根本不同的。要是您允许我打个不完全恰当的比喻的话,那么我就要说,书是音符,谈话才是歌。”
“完全正确。”
又是沉默。达留什卡从厨房里出来,带着不无哀伤的表情,用一只拳头支着脸,站在门口,想听听他们的谈话。
“唉!”米哈依尔·阿维良内奇叹了一口气,“您要求现在的人有智慧,休想!”
他谈到过去的生活如何健康、快活和有意义。从前俄罗斯的知识分子是多么聪明,他们使人格和友谊具有了崇高的概念。借给别人钱不要借据。对贫困的同伴不肯伸出支援的手则被看作是可耻。而且从前的出征、冒险和作战又是什么样子啊!什么样的伙伴,什么样的女人!而高加索——是多么惊人的地方!有一个营长的妻子,是个怪女人,穿一身军官服装,每天傍晚一个人骑马到山上去,也没有向导。据说她跟山村里的一个小公爵有点风流韵事。
“圣母啊,妈呀……”达留什卡感叹道。
“那时的人又是怎样喝酒,怎样吃饭的啊!那时又有什么样的不可救药的自由主义者啊!”
安德烈·叶菲梅奇听着,但没有听进去,他一边喝啤酒,一边在想什么心事。
“我常常梦见聪明人,并与他们交谈,”他突然打断米哈依尔·阿维良内奇的话说,“我的父亲给我受了很好的教育,可是他在六十年代的思想影响下,强迫我当了医生。我觉得,假如我当时不听从他的话,那么我现在一定处在智力运动的中心了。我大概已经是一个大学的教师了。当然,智慧也不是永久的,而是暂时的,不过,您已经知道,我为什么会对智慧抱有偏爱。生活是令人苦恼的陷阱。一个有思想的人到了成年时期,思想意识成熟了,他就会不由自主地感到自己掉进了没有出路的陷阱里。事实上,他从不存在到有了生命,并不是他自己做主的,而是某种偶然性使然……这是为什么呢?他想弄明白自己生存的意义和目的。人家却不跟他说,或者是说些荒唐话。他去敲人家的门,人家却不给他开门。死神来找他,那也不是他自己愿意的。因此,就像监狱里被共同的不幸联结着的人们,当他们聚集在一起时,会感到轻松一些。在生活中也是一样,喜欢分析和归纳的人凑到一起,交换交换自己骄傲而自由的思想,这样消磨时间,就不觉得自己是在陷阱里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智慧是不可取代的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