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号病房(第6/16页)

“完全正确。”

安德烈·叶菲梅奇没有正面看着自己的交谈者,继续讲关于聪明人的事,讲他和他们的谈话。他说话很轻,有时也停顿一下。米哈依尔·阿维良内奇则仔细地听着他讲,表示同意地说:“完全正确!”

“您不相信灵魂不朽吗?”邮政局长突然问一句。

“不,米哈依尔·阿维良内奇,我不相信,而且也没有理由相信。”

“老实说,我也怀疑。尽管我有一种感觉,似乎我永远不会死。我在想,哎哟,老家伙,也该死了!而我的灵魂里却有一个小小的声音在说:别相信,您不会死!……”

九点钟一过,米哈依尔·阿维良内奇要告辞了。在前堂穿上皮大衣后,他叹口气说:

“可是命运把我们送到什么样的荒凉的地方来了!最恼恨的是,我们将不得不死在这里。唉……”

送走朋友之后,安德烈·叶菲梅奇在桌边坐下来,又开始看书。傍晚和后来的夜晚都很安静,没有一点声音干扰。时间仿佛停住了,同看书的医生一起呆然不动,而且除了书和带绿灯罩的灯以外,仿佛什么都不存在了。医生的那张粗糙的、农夫一样的脸表现出一种非常感动的笑容和在人类智慧运动面前的喜悦。“啊,为什么人不能长生不死呢?”他在想,“为什么人要有脑中枢和脑室?为什么人要有视力,会说话,能自我感觉和有天才呢?而这一切岂不都注定要埋进土里,最后与地壳一同冷却,然后又是几百万年,无意义也无目的地随着地球围绕太阳旋转吗?只为了冷却,然后再去旋转,根本不需要把人及其崇高的、近似神的智慧从不存在中引出来,然后又好像开玩笑似的把他变成黏土。”

“新陈代谢!可是用这种不朽的代用品来安慰自己是何等的怯懦啊!自然界的这种无意识的变换过程甚至比人类的愚蠢还要低级,因为不管怎么样,愚蠢中还有意识和意志,而在上述那种过程里却什么也没有。只有在死亡面前尊严多于恐惧的懦夫才会安慰自己说:他的身体将会活在青草里、石头里、癞蛤蟆身上……在新陈代谢中看到自己的不朽是奇怪的,就像一把珍贵的提琴砸碎没用后,却预言装提琴的盒子将会有灿烂的前途一样。”

每当时钟敲响,安德烈·叶菲梅奇便把身子向圈椅背上靠一靠,闭上眼睛,思考一会儿,不由得在刚从书上读到的美好思想的影响下,回眸一下自己的过去和现在。过去令他厌恶,还是不去回忆为妙,可是现在也和过去一样。他知道,当他的思想正随着冷却下去的地球围绕太阳旋转的时候,在同医生住宅并排的大房子里,人们却在疾病和肉体方面的不洁中受苦。也许,有的人睡不了觉,正在同蚊虫作战;有的人正在受丹毒的传染,或者由于绷带扎得太紧而在呻吟。也许病人们正在跟助理护士打牌、喝酒。每年总有一万二千人上当受骗。所有医院里的事情都跟二十年前一样,建立在盗窃、争吵、毁谤、徇私舞弊上面,建立在粗野的招摇撞骗上面。医院仍旧是一个不道德的机构,对病人的健康极端有害。他知道尼基塔在六号病房的铁栅栏里殴打病人,也知道莫依谢依卡每天到城里去乞讨。

另一方面,他也非常清楚地知道,近二十五年来医学上发生了神话般的变化。在大学念书的时候,他曾以为医学不久就会遭到与炼金术、玄学同样的命运。而现在,每当他晚上看书,医学却使他感动,使他惊奇,甚至兴奋。真的,多么意想不到的辉煌,什么样的革命啊!由于有了防腐方法,伟大的皮罗戈夫认为,就连将来无法做的手术,现在都可以做了。地方自治局的普通医生都能做截除膝关节的手术,一百例剖腹手术中只有一例造成死亡。至于结石病,那已被看作是小事一桩了,甚至已没有人为它写文章了。梅毒已经可以根治了,而遗传学理论、催眠学、巴斯德和科赫的发现,以统计学为基础的卫生学,还有我们俄罗斯地方自治局的医生的工作,精神病学以及现代精神病分类法、诊断法和医学疗法等——与过去相比,简直就是整个的厄尔布鲁士。现在不再给疯子头上泼冷水了,也不再给他们穿紧身衣了,人们已用人道的态度对待疯子,甚至像报纸上说的,为他们举办舞会和演出。安德烈·叶菲梅奇知道,从现在的眼光来看,像六号病房这样糟糕的情形也许只有在离铁路二百俄里远的小城中才会出现。这个小城的市长和所有的自治会的议员都是半文盲的小市民,他们把医生看作是术士,即使医生要把烧熔的锡灌进他们的嘴里,他们也会相信医生,不会有半点儿批评。要是在别的地方,社会公众和报纸早就把这个小小的巴士底砸得粉碎了。

“那又怎么样呢?”安德烈·叶菲梅奇自问道,睁开了眼睛,“由此又能得出什么结论呢?有了防腐方法,有了科赫,有了巴斯德,也丝毫不能改变事物的实质,患病率和死亡率仍旧一样。他们给疯人开舞会和演出,仍旧没有给他们自由,就是说,还是胡诌和徒劳无益。在最好的维也纳医院和我们的医院之间,实际上没有任何的区别。”

可是悲哀和一种类似嫉妒的东西却不允许他漠不关心,这大概是因为他疲倦了的缘故。那沉甸甸的脑袋向书本垂了下去,他就用双手托住脸,以便舒服一点。他想道:

“我在为有害的事业服务,并从被我欺骗的人那里领取薪水,我不诚实。可是,须知,我本人是无能为力的,我只是必然的社会罪恶的一小部分,所有县城的官员都是有害的人,都白白拿薪水……也就是说,我不诚实并不能怪我,而是要怪时代……如果我晚降生二百年,我就成为另一个人了。”

当时钟敲了三次时,他吹灭了灯,走进卧室,但他不想睡。

两年前,地方自治局忽然慷慨起来,决定每年拨款三百卢布作为津贴,为城市医院扩充医务人员使用,直到地方自治局医院开办为止。为了协助安德烈·叶菲梅奇工作,县医生叶夫根尼·费多雷奇·霍博托夫也应邀进城。这是一个还很年轻的人,甚至不到三十岁,高个子,黑头发,高颧骨,小眼睛。大概他的祖先是异族人。他进城来的时候,身无分文,只有一个小手提箱,还带来一个年轻的丑女人,他称她是自己的女厨子。这个女人有一个正在喂奶的孩子。平时,叶夫根尼·费多雷奇穿一双高筒皮鞋,戴一顶硬帽檐的大檐帽,冬天则穿一件短羊皮袄。他同医士谢尔盖·谢尔盖伊奇以及会计交成了好朋友,而对其他职员却不知为什么称为贵族,而且躲开他们。他整个住宅只有一本书:《一八八一年维也纳医院的最新处方》。他去出诊的时候,手里总是带着这本书。每到傍晚他都到俱乐部去打台球。纸牌他不喜欢玩。谈话时他最喜欢用的词是:无聊的拖延、废话连篇、故布疑阵,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