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奥拉·斯科拉斯蒂卡（第9/15页）

可怜的听课修女，当着这许多亮光，被人在半夜她的房间里发现和一个年轻男子谈话，只有用手蒙住了脸。这最初一刻，对她起着决定性的意义，可是她羞愧难当，没想到要注意一下可能是绝对重要的关键问题。

她说的有限几个字完全对她不利；她重复了两次：

“可是这年轻人是我丈夫！”

这句话使人想到许多无影无踪的事，两个告发的女修士听了非常高兴。还是院长拿出公道精神，向大家指出：根据地点的布置，胆敢侵犯修道院禁地的该死的荒唐鬼，至少是没有和走入歧途的见习修女待在“同一房间”。他仅仅来到一间储衣室，去掉隔开储衣室和听课修女房间的板壁的一块木板罢了；不用说，他同她谈话来的，可是他没有走进她的房间，因为就在大家冲进听课修女的小间的第二间屋子撞见他的时候，大家望见荒唐鬼待在储衣室，而且他就是从那边逃掉的。

可怜的听课修女消沉到了极点，她不做一句申辩，由人带进了牢狱。牢狱是贵族修道院的in pace的一部分，几乎完全在地底下，是从质地相当松的岩石里开凿出来的，岩石上今天耸立着豪华的斯图迪府。凡是关进这座牢狱的，必须是判死刑或者犯严重罪行当场拿获的女修士和见习修女。这种条件刻在门上，但并不符合听课修女的情况。院长不是不清楚大家做过了火，不过大家认为国王喜欢从严处理，同时院长又念念不忘家庭的公爵头衔，也就由它去了。院长心想，她向大家指出听课修女没有答应让企图破坏贵族修道院名誉的可恶的荒唐鬼真正进入她的房间，对年轻姑娘已经相当有利了。

听课修女一个人留在岩石里凿出来的小屋子。小屋子比邻近的地面只低五六尺，是从前把质地很松的岩石凿开了一点，在岩石里面造成的。那些雪亮的灯方才照花她的眼睛，好像在责备她不知羞耻，现在她发现只她一个人了，又离开了灯，她觉得去掉了一股沉重的压力。

她寻思道：

“这些女修士傲气冲天，事实上，她们哪一个有权利对我做这样严厉的表示？我夜晚接见一个我心爱的，我想嫁的年轻男子，可是我从来没有在我的房间里接见他。这些小姐发愿舍身修行，可是外边议论纷纷，说有许多小姐夜晚接见客人；起先我还不相信，自从我到修道院以来，就我见到的一些事来说，我和外边人也一样想了。”

“这些小姐公然讲，特伦特神圣宗教会议要修道院成为一个斋戒和绝欲的地方，圣·佩蒂托根本不是这样一座修道院，它只是一个像样的隐居地方，让一些不幸有哥哥的贵族出身的可怜姑娘能在这里省俭过活罢了。人不要求她们斋戒、绝欲，有种种内心痛苦。她们没有财产，已经够不幸的了，加上这些内心痛苦，她们简直要没有活路了。至于我，说实话，我来到这里，本想服从我父母的，可是没有多久，杰纳利诺就爱上了我，我也爱上了他，两个人虽说很穷，可我们打算要结婚，到萨莱尔纳以南的海边，离那不勒斯二十古里的乡下小地方去过活。他母亲告诉他，她可以让人把这一小块地典给他，它每年只有五百杜卡托的进益。他是小儿子，每月的津贴是四十杜卡托；我家里不要我，把我丢在这里，我也有一笔津贴，我结了婚，他们也不好不停止继续给我津贴；官司打完了，我每月还有十个杜卡托。我们在一起计算了不知多少回了；有了这几笔小款子，我们就能活下去，用不起听差，可也不缺物质生活上必需的东西，这就很好了。全部困难就在取得心性高傲的父母的同意，让我们像平民一样生活。杰纳利诺以为，他不姓公爵父亲的姓，任何困难就都解决了。”

前想想，后想想，想来想去，可怜的听课修女倒有了勇气。可是修道院的女修士，数目将近一百五十，却认为昨天的夜袭，对修道院的荣誉十分有利。全那不勒斯以为这些小姐夜晚接见她们各自的情人；好了，现在有一个出身高贵的年轻姑娘，不懂得替自己辩护，大家可以根据教规，从严惩办了。唯一要提防的，就是在诉讼进行期间，应当断绝她和家庭的任何往来。随后，等判决的日子到了，家里人再费心机，也阻止不了严厉惩罚的执行。这样一来，在那不勒斯王国，尊贵的修道院的名誉，过去即使受到一点损害，今后也好恢复了。

安杰拉·库斯托德院长召开院务会议，会议由七个女修士组成，她们是全体女修士从七十岁以上的女修士中间选出来的。听课修女照样拒绝回答；她们把她押到一间屋子里，一堵极高的墙，只开着一扇窗户。两个勤务修女远远守着她，她在里面不得不保持绝对缄默。

那不勒斯的贵族家庭，在圣·佩蒂托修道院全有一亲半戚，所以出了怪事，外边立刻就传开了。大主教叫院长送一份报告上来。院长叙述情节，把分量减轻了，免得连尊贵的修道院也卷进去。

大主教虽然能把案件发给大主教法庭审问，但是比西尼亚诺爵爷的家庭和王国各方面全有密切关系，所以大主教考虑下来，觉得还是请示一下国王比较妥当。王爷很重视秩序，听到大主教的述说，非常生气；大家说起，大主教觐见的时候，法尔嘎斯·代耳·帕尔多公爵正好在朝，听说有一个他不认识的女修士，叫堂娜·斯科拉斯蒂卡的，品行不端，便劝年轻王爷严办。

“陛下永远记住，谁不怕上帝，谁就不怕国王！”

大主教一回府，就把这不幸的案件交给他的大主教法庭办理。一个大主教助理和两个贵族事务检察官、一个法庭秘书，来到圣·佩蒂托修道院，进行诉讼的预审和口供记录。几位先生从听课修女那边所能得到的回答，永远是：

“我的行为是清白的，我没有做坏事。我能说的永远只是这一点，我要说的也只是这一点。”

将近诉讼末期的时候，院长希望不惜任何代价，开脱她的修道院，不受外边的非议；所以在法律明文规定之下，又在她的恩许之下，讯问一再延期。最后，大主教法庭认为没有具体罪证，也就是说，根据院长的陈述，见证人没有看见听课修女和一个男子“在同一房间”，仅仅看见一个男子从隔壁一间隔开的屋子逃走，所以这个修女就被这样判决：在幽室禁闭，直到她说出在隔壁屋子和她谈话的男子的姓名，再放出去。

第二天，在院长主持之下，提出听课修女，当着众元老，宣布第一次判决。院长这时对事件似乎换了一种看法。她想，公众喜欢说三道四，把内部乱七八糟的情形摊出去，对修道院是有危害的。公众会说：“你们惩罚一件私情，无非由于当事人一时失策，可是我们知道，类似的丑闻还有好几百件。”一个年轻国王，声称英明果断，想使法律得到实施，这在本国是从来没有见到的事。我们既然是和他打交道，就不妨利用这一时风尚，做一件对修道院更为有用的事：那不勒斯大主教和他指派下来的参议教士们，组成大主教的特别法庭，对十个可怜的女修士做出庄严的判决，还不及它有用得多了。我的意思是，要惩罚就惩罚那个大胆闯进修道院的男子；宫廷里只要有一个年轻的漂亮男子在碉堡关上几年，那要比惩办百十个女修士收效大得多。再说，这也是公道，因为攻势是男人这方面发动的。听课修女没有真正在她的房间接见这个男人：但愿上帝叫修道院全体女修士都这样谨慎就好了！她要告诉我们粗心的年轻人叫什么，晓得了他是谁，我一定要到法院把他告下来。事实上，她犯的罪是很轻的，我们随便判她一种刑罚也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