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t 2 内特·弗农（第20/32页）
“假如我就给你短短的三天，之后你就会永远不来烦我了？我就能安安静静地自杀了？再也不会被打断了？你保证？”
她点点头。
“而且你也不会开车把我送到精神病院，把我关进去，对吗？告诉他们我对自己的生命安全有威胁然后把钥匙给扔掉？我可不想到头来穿着绑疯子用的约束衣，吃药吃得精神失常，像得了狂犬病的狗一样口吐白沫。”
“你疑心也太重了吧？”
“像你这样出现在这里足够让任何人起疑心的！”
“我发誓我不会带你去精神病院的。我连精神病院在哪儿都不知道！我发誓。”她说着，用食指在胸前画了个叉。
奇怪的是我居然在考虑要不要去——但或许我只不过是在拥抱荒诞。都这个时候了，为什么不呢？
“如果我同意的话，你能保证不再打我，也不叫我‘娘炮’吗？”我一边说，一边用中指和食指在空中比了一个引号。
“如果非这样不可的话。”
“你要带我去哪儿？”
“你会知道的。”此刻她正微笑着，仿佛迄今为止所发生的一切都是某个精心安排的计划的一部分，仿佛她从一开始就完全掌控了局面。
我担心自己可能会被困在她的网中，担心波西娅·凯恩是一只饥饿的蜘蛛，正在玩弄着我的感情。
可后来我们不知怎么就说定了。
8
波西娅把我的旅行包装进她租来的车后面的时候，我第一次近距离地看了看她的手提箱，发现那是设计师品牌的，就像她穿着的衣服一样——那件复古的牛仔夹克除外——我开始意识到这个女人有财力也有办法把我带去任何一个地方。这种感觉并不怎么让人高兴。我上了副驾驶座，把手杖搁在两腿中间。
她发动了汽车：“把安全带系上。”
“你在开玩笑吧，妈妈？”我答道，一边目不转睛地望着自己那辆撞毁的卡车，车仍旧嵌在树上。
她叹了口气：“要是你不扣安全带，这辆车会发出一种很讨厌的嘟嘟声，而且我可能会被警察拦下来。”
车开始嘟嘟叫的时候，她指指仪表板上一盏闪烁的黄色小灯，上面画着一个规规矩矩绑着安全带坐在车座上的人，确实很烦人，于是我回敬了她一声叹息，扣上了安全带。
“好吧，外公。”她说着，然后笑了。
“你觉得挺骄傲是吗？”我问道，我们正行驶在那条沙土路上，穿过被扒犁推到两旁的长长的雪堆，“我们要上哪儿去？”
“你瞧着吧。”她说着，又露出了笑容。
随后她一言不发地开了很长时间，沿着路上的标志线一路向南，成了时速60到80英里的模糊车流中的一员，犹如无数滴血液，沿着遍及全国的动脉网流淌。
我们和构成我们身体的分子有什么区别吗，我思忖，还是说我们也只是分子，一同组成了一个更加庞大的，连我们自己也捉摸不透的东西？
“你在想什么，弗农老师？”她问。
“我能在车里抽烟吗？”
“不行。”
“你简直是个监狱长！”
接着我们又继续开了几个小时。
她问我想不想听音乐，想听哪种音乐。我告诉她：“古典乐，有劳了。”她搜索着，直到找到了一个正在播着柴可夫斯基《降b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作品第23号(53)的电台。
“这个可以吗？”她问。
“好极了。”我记得这同一首作品我听过好多次，每次阿尔贝·加缪都蜷在我的大腿上。它会用他的小尾巴，敲出那些激动人心、美妙悦耳的钢琴乐音。
我聚精会神地听着音乐，路上的标志线伴着音符起舞的时候，我怀疑自己是不是已经死了？我有没有可能已经自杀了，而这又会不会是某种存在主义上的炼狱呢？
马萨诸塞州平静地疾驰而过，跟着我们进入了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下了高速公路，驶入一个看起来经济状况不佳的地区。
“我们要去哪儿？”我问道。
波西娅腼腆地笑了。
然后我看见了一块马克·吐温故居(54)的指示牌，一下子便清清楚楚地知道了我们的目的地。
因为上过我的课，她一定记得我是克莱门斯先生作品的忠实拥趸。但要帮我回答那个最根本的问题，只是带我参观他在哈特福德的故居还远远不够。恐怕凯恩女士低估了她手头这项任务的难度。
“你一定知道马克·吐温是个脾气极其暴躁的人吧，”我开口说，“尤其是晚年的时候。如果你读过《44号——神秘的陌生人》(55)的话，就会发现，归根到底，吐温并不是非常乐观的人。冯内古特很喜欢吐温，他曾经企图自杀。你确定来这里是个好主意吗？”
波西娅没有理会我的意见，她驶进了停车场，换挡停车：“你的教室里从前挂过一张马克·吐温的海报，还有他说过的话：‘远离那些企图让你丧失雄心的人吧。小人经常如此，而真正的伟人会让你觉得你也可以变得伟大。’你还记得吗？”
我确实记得，但我没有承认，反而说道：“好吧，那或许你应该远离我。”
“来吧。”她边说边下了车。
我跟着她，拄着手杖来到马克·吐温的故居。砖砌的屋子，相当宽敞，非常漂亮，看上去很神秘。
波西娅买了两张参观券，我们加入到一小群人当中参观起来。导游是个急切得几乎让人受不了的年轻人——说句公道话——他对马克·吐温确实非常了解，可惜的是，他喜欢提一些诸如“假如你是马克·吐温，1885年住在这里，从这扇窗户看出去的时候，会希望见到些什么呢？”这类叫人无法回答的问题。
满腔热情的导游带着我们穿过五花八门的房间，一边详细讲述马克·吐温生命中“最幸福的时光”，甚至还给我们看了他的电话，那是世界上最早的几部电话之一，他床头板上雕刻的天使，还有他建在阁楼上面的台球室，他在那里打落袋台球，一边抽着雪茄（他总是很有节制，吐温说过，“一次一支”），一边从这个高高的栖身之所向外眺望。
对于拄着手杖的我来说，要登上陡直的楼梯有一点儿困难，但观光相当愉快，我已经好几年没做过类似的事情了——要是在从前，来到马克·吐温的故居一定会让我激动万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