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t 4 查克·巴斯(第6/36页)
波西娅现在正在写一本小说。她整天都在干这个。
以前我从没遇见过任何一个写小说的人,而如今我的女朋友就是个全职的小说作家,这让我非常自豪,我必须承认。这份工作似乎是那么令人向往,尽管并没有人出钱让她来写这本书,这只不过是她一个人在一间房间里所做的事情而已。她说写完之后她可以找一个经纪人,然后那个经纪人可以把这本书卖给纽约城里的一家出版社——“一家真正的出版社。”她总是这样说。她读有关如何写小说的书,还在网上和其他作家聊天,这让她满怀希望。
波西娅写书的时候关着门,每次我敲门探头进去的时候,她都用双手遮住笔记本电脑的屏幕。她说她不能谈自己的书,因为谈论这本书,会夺走写作中需要的创作能量,这话在我听来有点儿胡扯,不过我懂什么呢。她写作的时候甚至还戴着一顶幸运帽,一顶粉红色的费城人队棒球帽,棒球场女士之夜的时候他们免费送给她的,那次我的一个客人塞了球票给我们当小费。写作让她那么快乐,她看上去坚定不移又奋发努力——她在那间房里穿什么或者做什么或许都不那么重要了。对我来说,一切都很好。
深夜,喝下几杯酒之后,她会说起自己是如何在弗农老师的课堂上决定要写一部小说的,以及这个世界是如何让她失去了相信自己能够做到的信念。
“这是怎么发生的呢?”她说,“你没法回过头去,准确地找出自己究竟是在哪一刻放弃梦想的。这就好比有人正在偷光你厨房里所有的盐,每次偷一小颗。过了好几个月你都没察觉,后来等你发现盐快用完了的时候,你仍旧觉得自己还剩下成千上万颗呢——接着忽然之间,盐没了。”
有时候,她这样说话的时候,我就觉得自己很笨,因为我不像她那样思考这个世界,可是我爱波西娅,所以我点头同意。她问我“你怎么看”的时候,我感觉完全不知所措,也想不出任何应答的话。
不过她似乎从来都不介意。波西娅说,我听她说话,而且“不会看不起她的梦想”。她从来都不太会直接说起她的丈夫——这可以说是个禁忌的话题——但我能猜得出来,他让她觉得自己愚蠢、渺小又脆弱。
据说,他们在纽约城的时候,波西娅告诉弗农老师她会出版一本小说,把书献给他,而现在她觉得,如果她能恪守诺言,弗农老师也许会发现她的书,读到献词。而这也许会最终拯救他。
这是她全新的远大期望。
波西娅·凯恩拯救我们昔日老师的最新蓝图。
我们跟奥克林警察局打听过弗农老师的消息,可是根据法律规定,他们不能告诉我们任何进展或细节。我不懂法律,但他们说法律是这样说的。
一个生意冷清的深夜,只有乔恩和我在酒吧里的时候,他喝了四五杯啤酒,终于对我承认,他开车送弗农老师去了费城的美国铁路火车站(17),那是他们最后一次听到他的消息了。因为我们从前的老师什么罪也没犯,所以他们甚至都没问他要任何个人信息。
“看见一个成年人哭得像他那天晚上那样,真叫人难受得不行,查克,”乔恩说,低头盯着他那杯金色的啤酒,“该死。尤其是在他经历过那么多事情之后。所以我用巡逻车把他捎到了桥那头。任何一个正派的人都会这么做的,你也会这么做的。”
波西娅和我在网上搜过好多次我们前任老师的名字,希望会看到“内森·弗农老师”列在某个地方,某间高中的教师名单上,或者至少找到点儿证据,证明他还活着,没有真的执行那个据说是和他的小狗定下的自杀之约。这是波西娅说的,听上去非常离奇。波西娅声称弗农老师的狗真的履行了约定,从二楼的窗口跳了出去,如果你能相信的话。
我们在公开记录里查到,他把佛蒙特的房子给卖了,所以我们连去那里找他都不行了。
除了他是在哈登镇高中教书,还有几年前被埃德蒙德·阿瑟顿袭击的事情外,提到弗农老师名字的新消息从来没在网上出现过。
让人安慰的是,我们也从没发现任何他已经死亡的迹象。波西娅说如果他真的死了,会有某种官方记录的,一份讣告或者一张登记表。
她这么说的时候总是如此乐观,所以我也就从来没提起,在这个国家,每天都有很多人死去,媒体不会去公布他们的名字——随便问一个原先吸过毒,在街上流落过的人就行了,在那儿姓什么并不重要,每个钟头都有人凭空消失。根据波西娅从弗农老师已经去世的修女母亲那里了解到的情况,弗农老师已经没有家人了,连付钱让报纸登讣告的人也没有。他也可能在某个偏僻荒凉的地方自杀了,或者甚至是城里某个治安混乱的地区的后巷里,他的尸体可能永远也不会被发现。
可当我听着波西娅在她的笔记本电脑上不停地打字,常常一直打到夜深的时候,我就明白了究竟是什么样的希望在激励着她写小说,所以我并没有把这些阴暗的想法说出来。
我想尽量把我们所拥有的融洽和睦全部留住。
我的人生从没这么幸福过。
3
除了在庄园当酒保,和波西娅一起带汤米去各种地方玩耍之外,整个夏天我都在申请和面试小学老师的工作。对我有利的是,我是一个男人,在申请一个几乎总是由女性担任的职位,所以我多少是个新鲜的面孔。对我不利的是,我已经42岁了,而且没什么教书经验。
我的简历几乎是一片巨大的空白。
这些是我能给人看的东西:我大学的教授,还有我做教学实习的学校的校长,以及合作过的老师们写的几封很有分量的推荐信,一整套来自我学生们的作品。里面有快乐的儿童画,画里的我看起来像个超级老师,还有几篇六岁孩子写的作文范例,文章里经常宣称我是“世界第一的老师”。这是从欧文·哈蒙德的书法例文里直接摘出来的原话,我非常自豪地把它加了进来,因为我花了两个月的不间断鼓励和手把手指导,才让这个小家伙不再把他的S倒着写了——我这辈子最大的成就之一,不是我吹牛。
所有这些都进行得很顺利,但面试不可避免地会触碰那个让人尴尬的问题,他们问我二十多岁和三十岁出头的时候都在干些什么。对于这个问题我没有合适的答案,因为在给小朋友选榜样的时候,大家通常都不会去雇一个曾经把注射海洛因当成全职工作的人。我并不能细说那些过往,自己在垃圾桶后面不省人事、一支针筒从手臂上伸出来的许多夜晚,或者是毒瘾那么强烈,强烈到让我去偷别人家里的现金和首饰的夜晚。有好多个晚上我甚至连记都记不得了。我怎么会从来没被抓住呢,我说不出。所以当我们来到面试中间的这个不可避免的环节时,我通常只是含糊其辞,比如我还在尝试找到自我,或者我履行天职的起步比较晚,然后耸耸肩,友好地笑笑。面试官们从来不回应我的笑容,而今年夏天我也已经六次求职不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