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第2/5页）

他又摇了摇铃。

“我要看信件，”他对希尔施维茨小姐说，“不过，请您叫别人送来。还有，亚克斯哪里不舒服？”

“他在发烧！”希尔施维茨小姐说，“他一定是着凉了！”

“着凉？五月份还会着凉？”

“他已经不年轻了！”

“您派人把斯里布尼大夫请来！”

这位大夫是区里的专职医生，每天上午九点到十二点他都在地方行政公署值班。他很快就会来的。地方官认为他是一位“正直的大夫”。

这期间，地方官的私人秘书送来了信函。地方官只是瞄了一眼信封，便又还给秘书，并命令他把它们放到办公室去。站在窗前，他心里难以释怀，家里即将发生变化，而外面的世界却依然故我。早晨他既没有进餐，也没有看信函。亚克斯得了一种奇怪的病，躺下了。生活却仍然在既定的轨道上前行。

心如乱麻的冯·特罗塔老爷迈着沉重、缓慢的步子走进了行政公署，比平常晚到了二十分钟。助理进来汇报工作：昨天捷克工人又举行了聚会；科索沃的庆祝聚会已出了布告；一个“斯拉夫国家”的代表团—这里指塞尔维亚和俄国，不过，官方从来不这样称呼—定于明天到达；德语社会民主党表现越来越活跃；纱厂有个工人遭到同事的殴打，据说—但后来被密探证实—是因为他拒绝加入那个赤色组织。这一切都使地方官感到忧心忡忡、怒火中烧、痛心疾首。那些老百姓不安守本分，损害国家利益，谩骂侮辱陛下，藐视法律的权威，仿佛他们生来就是要搅乱社会的安宁，破坏政府的规矩，践踏官员的尊严，建立捷克人学说，选举反对派议员，他们的所作所为矛头直指地方官本人。他开始只是藐视那些要求自治的民族和要求更多权利的“人民”。后来，他渐渐地憎恨他们，憎恨那些大声疾呼的人、煽风点火的人和发表选举演说的人。

他给助理发了一道严厉的命令，立即解散那些胆敢做出“决议”的聚会。在所有流行的词语中，他最痛恨“决议”这个词，也许是因为只要换一个字母，那么就能变成一个最厉害的词“革命”g。他要把“革命”这个词从词库中彻底剔除。在他的词汇里，即使是在公务词汇中也不能出现这个词。一旦他在下级写给他的报告中读到把一个积极的社会民主党人标榜为“革命宣传家”时，他就要把这个词划掉，用红墨水笔写上“可疑分子”几个字。也许在帝国的某些地方是有革命家，但在冯·特罗塔老爷管辖的区域里绝对不允许这种人的存在。

“请你通知卫队长斯拉曼下午到我这里来一趟！”冯·特罗塔老爷对助理说，“你要加强宪兵队的力量来对付这些科索沃人。给总督写个简要的报告，明天交给我。我们也许还得和军事当局取得联系。从明天起，宪兵队无论如何要随时准备出动。我很想看看最近部队里下发的有关备战命令的摘要。”

“是，地方官大人！”

“好吧，斯里布尼大夫来了吗？”

“他一来就通知他到亚克斯那里去了。”

“我想和他谈谈。”

地方官没有再去批阅任何文件。他就职地方官之初，时局还很稳定，还没有要求民族自治权的人，没有社会民主党人，也很少有“可疑分子”。在岁月的流逝中，他几乎没有察觉出他们在他的眼皮底下发展、蔓延，并一步一步地威胁到他对辖区的治理。现在亚克斯的患病使他警醒，原来世界已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仿佛此刻在老人病榻前徘徊的死神不仅仅只是威胁到他一个人的生命。地方官突然意识到，一旦亚克斯死去，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等于索尔费里诺英雄又死了一次，也许—想到这里，冯·特罗塔老爷的心脏停跳了一秒钟—还意味着被索尔费里诺英雄救过的那个人也死了。哎！原来今天不只是亚克斯一个人得了病！

那些信函原封不动地躺在地方官面前的写字台上，谁知道它们里面装的是什么内容呢？帝国腹地的科索沃人竟敢在政府当局和宪兵队的眼皮底下举行集会。地方官私下里把这些科索沃人称为“科索沃分子”，好像要把他们——斯拉夫民族中的极其重要的分支——定位成小的政治党派。他们伪装成从事体育锻炼的运动员，实际上都是被沙皇收买的间谍和叛国者。昨天的《外乡人消息》报刊登了一则消息，说德国的大学生在布拉格唱起了《守卫在莱茵河畔》，这是一首歌颂普鲁士的赞歌，而普鲁士则是奥地利和奥地利同盟的头号敌人。现在还有谁可以信任呢？想到这里，他不禁打了一个冷战。自从在这里办公以来，他破天荒地竟然在一个温暖的春日走到窗前，关上了窗户。

这时，地区专职医生走了进来。冯·特罗塔老爷向他询问亚克斯老人的病情。

斯里布尼大夫说：“老人家高烧到了四十度，似乎是患了肺炎，年纪又这么大，可能挺不过去了。他一直请求唤神父来。”

地方官将身子斜靠在桌上，生怕斯里布尼大夫觉察到他脸上的某些变化。他拉开抽屉，取出雪茄，递给了大夫。他默默地指指扶手椅，请大夫坐下。两个人抽着烟。

“这么说，他没多大希望？”冯·特罗塔老爷终于开口问道。

“说实在话，希望很渺茫！”大夫回答说，“这么大岁数……”

他没有再说下去，注视着地方官，仿佛想辨认一下地方官是否比他的仆人要年轻得多。

“他从没生过病！”地方官说，仿佛这是一个请求宽大处理的理由，大夫就是决定生死的最高法官。

“是的，是的。”大夫搪塞地说，“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他多大年纪了？”

地方官一边思索一边回答道：“大约七十八或者八十岁，我记得不大清楚。”

“是的，”斯里布尼大夫说，“我也是这么估计的。这就叫今日方知眼前事。一个人，当他成天东奔西忙，别人就以为他能长命百岁！”大夫说完就站起身，忙自己的事去了。

冯·特罗塔老爷写了一张条子：“我在亚克斯的屋里。”随即把它压在一堆文件下面，向院子里走去。

他还从未到亚克斯的屋里来过。这是一所小房子，小小的屋顶上有个大烟囱。房屋是依院子后面的那道院墙而建的。房子的其他三面墙是淡黄色的砖砌成的，中间是一道褐色的门，进门就是厨房，穿过一道玻璃门就是卧室。温顺的金丝雀站在圆形鸟笼里的横杆上，鸟笼挂在窗前。白色的窗帘罩着窗户，由于长度不够，倒显得窗玻璃格外的大。靠墙放着一张刨得十分光滑的桌子，桌子上方挂着一盏蓝色的煤油灯，外面有一个圆形玻璃灯罩。圣母玛利亚的像放在桌上靠墙的一个镜框里，看起来有点像家族亲人的肖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