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部分 圈大_1968年夏末（第20/22页）

但他不是本地人。他不具备本地反文化运动成员的可预测性。芝加哥左翼分子纵然有种种不好，但他们被逮捕的时候绝对不会折腾得太厉害。他们也许会用难听的词语骂警察，但他们对手铐的反应大体而言都很小，通常只是恼人的不配合，偶尔上升到整个身体的瘫软。

从苏福尔斯来的年轻人却拥有另一套理念。他的人生中发生过一些黑暗而真切的事情。没有人知道他为什么来芝加哥。他在芝加哥是个陌生人。他孤身一人。也许他听说了抗议的消息，想参与一场对苏福尔斯而言异常遥远的社会运动。生活在南达科他州的一个小地方，你可以想象他心中的孤独。也许他遭受了骚扰、嘲弄、霸凌、殴打。也许他不得不反抗警察或“地狱天使”（所谓“不爱就滚”文化的自封捍卫者）的暴行，而且不止一次。也许他已经受够了。

真相是没有人知道他遇到过什么事，导致他在旧皮外套的口袋里藏了一把六发左轮手枪。警察在宛如春季的蓝黑色凉爽凌晨拦住了他，没人知道他为什么会拔枪射击。

他肯定不知道芝加哥正在发生什么，不知道警察如何认真看待每一个闲逛的危险分子，不知道连值两个甚至三个班次的警察如何烦躁，不知道嬉皮士宣称要在全市的饮用水里投入LSD致幻剂让整个芝加哥嗨上天，尽管需要五吨LSD才有可能实现这个目标，但警方依然向全市所有的供水泵站派驻了警察，不知道警察已经带着防爆嗅弹犬在康拉德希尔顿饭店巡逻了，因为嬉皮士威胁要炸掉副总统及全体代表下榻的这家饭店。据说嬉皮士计划假扮司机去机场绑架代表们的妻子，让她们吸迷幻药，和她们发生不可描述的关系，因此警察直接从跑道护送贵宾离开。威胁多得数不胜数，那么多的情况，那么多的可能性，警察不可能一一响应。举例来说，你该怎么阻止嬉皮士剃掉胡须和长发，换上正常衣服，用伪造的身份混进圆形剧场后引爆炸弹呢？你该怎么阻止他们学习奥克兰的榜样，聚集起来掀翻马路上的汽车呢？你该怎么阻止他们学习巴黎的榜样，筑起工事，攻占全城的每一个街区呢？你该怎么阻止他们学习纽约的榜样，占领一座建筑物呢？你又该如何当着新闻记者的面把他们从建筑物里驱逐出来，而记者只知道恶意攻击警方野蛮执法能卖掉许多份报纸？反恐斗争的悲哀逻辑弄得他们神经过敏——警察必须为所有可能性做好准备，而嬉皮士只需要成功一次就够了。

于是，警察环绕圆形剧场用铁丝网围起周界，便衣警察在周界内寻找可能惹麻烦的人，命令任何一个似乎不支持目前政府的人出示证件。他们封死窨井盖。直升机上天巡逻。狙击手在高楼就位。准备好催泪瓦斯。召唤国民警卫队前来。穿上沉重的防弹服。他们听说苏联坦克就在这个星期滚滚驶过布拉格的街道，有一小部分怀有复杂难言心思的人对苏联人既嫉妒又佩服。对，他妈的就该这么做，他们心想。压倒性的武力。

但这位从苏福尔斯来的小伙子不可能知道这些事。

否则，他在拔枪前肯定会仔细思考一下。清晨时分，天还没亮，他走在街上，这是一个澄明透彻的时刻，他能看见无数星辰悬在密歇根大道之上。警车从他身旁驶过，警车停下了，两个身穿天蓝色短袖警服的条子下车走向他，腰带上的各种物件起伏不定，他们说什么他违反了宵禁令，请他拿出证件。假如他知道此刻的芝加哥正在发生什么，肯定会觉得因为持有未注册的手枪而蹲几天拘留所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但他刚在大巴上度过了可怕的三十个小时，好不容易才来到芝加哥，或许他这辈子一直在等待这场抗议，或许这是他的什么人生转折点，或许错过整个示威活动会让他痛苦得难以承受，或许他实在太仇恨战争了，或许他只是不想失去那把枪。枪说不定是他唯一的安全保障，他在南达科他度过了糟糕的青春期，是个不合群的孤独小子。他脑袋里的想法是这样的：他拔枪，开枪警告，趁着警察躲闪，钻进最近的暗巷逃之夭夭。就这么简单，或许他做过类似的事情。他很年轻，他跑得快，他从小跑到大。

但事实上，警察没有躲闪，也没给他机会逃跑。枪声一响，警察就掏出左轮手枪开始射击。四枪，正中胸口。

消息很快传开了，从警察到特勤处到国民警卫队到联邦调查局：嬉皮士有武器了。他们会开枪。这一点完全改变了局势。离抗议只有短短一天了，他们都同意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兆头。

学生们互相打听，想知道有谁在等从苏福尔斯来的朋友。他是谁？他来芝加哥干什么？自发的烛光守灵活动冒了出来，纪念一个无疑是他们兄弟的年轻人。他们高唱《我们必将胜利》，私下里琢磨他们会不会为了大业而牺牲。他们认为，他的抗议比这漫长的一整年的所有骚乱都要伟大——因其私密、孤独和代价而伟大。他让他们心碎，因为他在芝加哥以这样一种方式死去，在任何人知道他的名字前死去。

塞巴斯蒂安听说消息的时候，正在《芝加哥自由之声》办公室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采访。电话铃响起，对方说有个从南达科他来的流浪汉中弹身亡。塞巴斯蒂安的第一个念头，第一个冲进脑海的本能想法，就是这个时机简直绝妙。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人就在他面前，黄金般的机会。于是，他义愤填膺地对记者宣称“条子刚刚冷血谋杀了一名抗议者”。

乖乖，他们的注意力一下子就被抓住了。

每次讲述他都会修正说辞。他对《芝加哥论坛报》说：“我们的一位弟兄被枪杀了，罪名是不赞成总统。”他对《华盛顿邮报》说：“警察不分青红皂白杀死我们，就像在越南扔炸弹。”他对《纽约时报》说：“芝加哥正在成为斯大林格勒的西方前哨。”他组织烛光守灵，把地点告诉电视台的新闻人员和摄影师，送不同媒体去不同的地点，每一家都以为自己搞到了独家新闻。比起恰当的报道，记者更喜欢的无疑是抢先报道。

这就是他的工作，煽风点火。

抗议前的这几个月，他在《自由之声》上刊登了几篇荒谬绝伦的消息，声称有人要在芝加哥的供水系统里投LSD，要绑架代表们的夫人，要在圆形剧场引爆炸弹。这些计划是否存在并不重要，他早就明白：印在报纸上的文字就是真相。他极大地夸张了预计会参加游行的人数，市长召唤国民警卫队让他倍感自豪。消息已经传出去了。消息，叙述，这才是他在乎的。在他的想象中，这就像是个鸡蛋，他必须把它抱在怀里，细心呵护，保证温度和供养，只要他做得对，这个鸡蛋就能长得像童话里说的那么巨大，闪闪发光，飘浮在众人的头顶上，仿佛信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