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部分 革命_1968年夏末（第11/16页）
天哪，坏了。
他关掉淋浴龙头，擦干身体，穿上浴袍，像疯子似的闯进套房的会议区，大声说他要维生素C，现在就要。
几个人好奇地看着他，他说：“我的喉咙有点疼。”语气严肃得像是医生在说这个肿瘤是恶性的。
探员们胆怯地面面相觑。有几个人清清嗓子。其中一个上前说：“先生，有可能不是嗓子疼。”
“你怎么知道？”3H说，“我需要维生素C，我他妈现在就要。”
“副总统先生，很可能只是因为催泪瓦斯。”
“你在胡说什么？”
“催泪瓦斯，先生。标准的使动性武器，先生，用于非暴力驱散人群。会刺激眼睛、鼻腔、口腔，还有，对，先生，喉咙和肺部。”
“催泪瓦斯。”
“是的，先生。”
“在这儿？”
“是的，先生。”
“在我的酒店套房里。”
“从公园飘过来的，先生。警察们在用催泪瓦斯驱散抗议者。今天，呃，您知道，吹的是东风——”
“风速约每秒六十米。”另一名探员补充道。
“没错，对，谢谢，强风将瓦斯吹过密歇根大道，进入酒店，一直吹到了顶层。先生，也就是咱们这层楼。”
3H此刻觉得眼睛开始流泪，有点烧灼感，就是你切洋葱时的那种感觉。他走到套房的观景窗前俯瞰公园，惊恐逃跑的年轻人、紧追不舍的警察和橘红色烟雾将公园变成了混乱的海洋。
“是警察干的？”他问。
“是的，先生。”
“他们不知道我在楼上？”
对可怜的休伯特·H.汉佛莱来说，这就是他的极限了。这场大会原本属于他，是他的光辉时刻。为什么非得发生这种事？为什么每次到最后都要弄成这样？忽然间，他回到了南达科他老家，汤米·斯科隆普夫正在毁灭他的八岁生日派对，汤米癫痫发作，躺在厨房地板上抽搐，医生接走汤米，父母带着各自的孩子回家，应该送给休伯特的礼物还没拆开就被拿了回去。那天夜里，他内心深处不那么大度的一部分跳了出来，他哭泣不是因为汤米有可能死去，而是因为汤米为什么没死。时间跳到他十九岁，他刚念完大学一年级，成绩不错，他很开心，他擅长念书，他交了些朋友，认识了一个姑娘，生活终于走上正轨，这时候他父母突然叫他回家，因为他们没钱了。于是，他只好回家。时间又跳到1948年，他刚初次当选美国参议员，他父亲忽然急病去世。今天他即将被提名竞选总统，却陷入了争斗、催泪瓦斯、屠宰场、屎尿和死亡的重围。
为什么这种事总是发生在他身上？他为什么总要用悲哀和鲜血来换取胜利？他所有的成功都终结于泪水。从很多方面来说，他依然是那个失望的八岁小孩，对汤米·斯科隆普夫有一些不妙的念头。直到今天，那天的刺痛依然深入骨髓。
生命中那些最美妙的事物为什么总会留下最深的伤疤？
他聘请管理顾问，正是来纠正这种自毁的负面思想。他默念给自己树立信心的咒语：我是赢家。他取消了要维生素C的命令。他穿上衣服，继续工作。Sic transit gloria mundi.[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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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克朗凯特侧向右边，靠在演播台上，这个姿态出现在电视里代表着严肃的沉思和坚强的意志，意味着说话者的工作就是向全国传达坏消息，他就这么靠在演播台上，侧着脑袋，盯着镜头，满脸父辈式的“这个消息给我的伤害比对你的伤害更大”的表情。他说：“民主党全国大会即将”——戏剧性的漫长停顿，好让观众为接下来的话做好准备——“在一个警察国家召开。”
然后他又说：“我似乎找不到其他的表达方式。”他想借此安慰制片人，但不难想象，他们此刻正在主控转播车里摇头，因为他又说出了这种明目张胆的话。
但他必须说些什么，让坐在家里显然不明所以的观众知道一些事实。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总机今天都忙疯了。自从马丁·路德·金遇刺，电视台第一次接到这么多电话。对，没错，民众怒火万丈，老克朗凯特说，警察已经失控。
对，民众怒火万丈，制片人对他说，但气愤的对象不是警察。他们说，他们讨厌的是那些年轻人，他们责怪年轻人犯了错误，他们说年轻人咎由自取。
是的，有些抗议者确实不怎么——怎么说呢？——讨人喜欢。他们企图侵犯你的感情。他们总是惹你生气。他们打扮得像是流浪汉。他们头发蓬乱，形容不整。但比起聚集在希尔顿酒店外的民众来说，他们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绝大多数年轻人看上去普普通通，有可能是任何人家的孩子。也许他们一头扎进了他们不甚明白的事情，被卷入了更宏大的社会事件。但他们不是罪犯。他们不是变态，不是激进分子或嬉皮士。他们有可能只是不想被强征入伍，有可能只是真心诚意地反对越战。话也说回来，这年头谁不是这样呢？
然而，镜头里每出现一个倒霉的年轻人被警棍敲脑袋，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就会接到十个支持拿警棍的那一方的电话。记者在街头吸催泪瓦斯，回到总部看见来自千里之外的电报，说记者不懂芝加哥在发生什么。老克朗凯特听见这个消息，立刻明白他失败了。他们报道了太多的激进分子和嬉皮士，已经完全挡住了观众的视线。灰色地带不复存在。老克朗凯特对此有两个看法。第一，假如你认为电视能让全国人民坐下来好好对话，用移情和悲悯彼此理解，那么你显然是弄错了。第二，共和党的尼克松无疑会赢得这次总统大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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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失败了，警察要求抗议者离开公园，却没有给他们显而易见的出路。在公园聚集已经不再合法，但穿过警方封锁线同样不合法，而公园的四面八方都有封锁线。于是他们陷入经典的两难困境。事实上，只有公园东侧湖畔的一角没有封锁线，但愚蠢的是催泪瓦斯弹恰好落在那里。因此抗议者只能向前冲，因为他们别无选择，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去。跑在最前面的冲上密歇根大道，像失控的怒涛般直扑康拉德·希尔顿酒店的外墙。他们像水花似的溅在水泥地和砖墙上，然后死死地钉在那里，警察意识到今天的复杂事态中有些因素已经悄然改变。改变的是力量对比。抗议者人数占优，此刻又在绝望中逃命，因此占据了上风。于是警察推搡回去，将人潮导向酒店的外墙，双方互有进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