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部分 革命_1968年夏末（第14/16页）
“救命，”他对着天空喊道，一开始声音很轻，但渐渐地，越来越急切，“救命！”
酒吧里已经没有嬉皮士了，客人也全都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只剩下两名特勤局探员还没走，他们慢吞吞地走到他身旁，说：“警官先生，你这是怎么了？”但这种轻佻的热络语气很快就消失了，因为他们试着扶他起身，却发现怎么都做不到，还沾了满手的鲜血。
刚开始布朗警员以为他身体底下的碎玻璃割伤了他们，随后意识到鲜血不是他们的，而是他的。他在出血。他在大量出血。
但他怎么可能在出血呢？
因为他没有任何疼痛的感觉。
一名探员在他身旁坐下，一只手紧紧按住布朗警员的胸口。布朗警员对他说：“我没事。”
“那当然，哥们儿。你不会有事的。”
“我说真的。我一点也不疼。”
“嗯哼。你好好躺着别乱动。我们叫人来帮你。”
布朗警员看见另一名探员拿着对讲机说有警官受伤，速派救护车来，他说速派的语气让布朗警员闭上眼睛，说“对不起，对不起”，但对象不是探员，而是上帝，或者整个宇宙，或者此刻正在决定他命运的随便什么因果业力。他为一切事情道歉——他和嬉皮姑娘的幽会，他背着妻子出轨，而且以这么丑陋的一种方式出轨：在黑暗中，在后巷里，在警车后座上，因为他欠缺阻止自己这么做的意志力，而且管不住自己，没有自控能力，他为这些事道歉，他为自己直到此刻才感到懊悔而道歉，但现在为时已晚，他感觉到冰冷在下半身逐渐蔓延，他意识到（但无法感觉到）尖锐的碎玻璃刺穿了脊髓，他不确定他具体遇到了什么麻烦，但无论是什么，他都觉得很抱歉——无论发生什么，都是他活该。
33
全芝加哥的教堂都打开了庇护之门，接纳遭到催泪瓦斯和警棍摧残的年轻人。他们得到清水、一顿饭和一张小床。白天尝够了暴力的苦头，微小的善意让他们中的一些人几乎落泪。外面，骚乱已经散尽，化作零星的打斗和街头混战，少数警察撵着年轻人跑进酒吧和餐厅，冲进或逃出公园。这会儿待在室外并不安全，因此年轻人衣衫褴褛、成群结队地出现在这种地方：市区麦迪逊街古老的圣彼得教堂。他们甚至懒得找其他抗议者闲聊，他们每个人都经历了惨痛的一天。他们懊丧地坐在那儿。神职人员向他们发放一碗碗温热的罐头汤，他们说“谢谢，神父”，他们说得真心诚意。神父给他们温热的湿毛巾，因为毒气熏得他们眼睛充血。
费伊和塞巴斯蒂安坐在第一排长凳上，一言不发但坐立不安，因为他们有很多话想说却不知道如何说起。他们盯着前方的祭坛，精致的祭坛雕像，就是位于芝加哥市中心那座著名的耶稣像：石雕天使，石雕圣徒，石雕的耶稣悬在水泥十字架上，直视前方，底下是两个石雕门徒，就在他的腋窝底下，一个抬头望着他，满脸愤怒和同情，另一个盯着自己的脚尖，露出羞愧的表情。
费伊用右手抚摩头上的肿块。这会儿已经基本上不疼了，摸起来很奇怪：一团异常的生长物，她皮肤下的一颗硬玻璃球。继续把玩这个鬼东西，她就能抵抗住诱惑，不问她渴望知道答案的问题，这些问题在过去的二十分钟内逐渐成形，摆脱危险后她收拾思绪，用逻辑和理性的眼光审视今晚的遭遇，这些问题落入了她的脑海。
“费伊，听我说——”塞巴斯蒂安说。
“你到底是什么人？”她说，她再也忍不住了，无论额头的肿块摸起来有多么好玩。
塞巴斯蒂安露出哀伤的笑容。他低头看着鞋子：“唉，对，这个问题。”
“你熟悉那些建筑物附近的道路，”费伊说，“你怎么会知道？还有钥匙。你有牢房的钥匙。还有，你怎么会认识地下室的那些警察？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塞巴斯蒂安坐在那儿，像个被责备的孩子，他似乎甚至没有勇气直视她。
两人背后，艾伦·金斯堡也来到了这所教堂。他无声无息地走进大门，在疲惫的身躯之间穿梭，祝福沉睡的人们，抚摩还醒着的人的头顶，说赞美奎师那，赞美罗摩，以他特有的方式轻轻摇头，大胡子仿佛一只瑟瑟发抖的哺乳动物。
若是一个月之前，金斯堡的出现会引来许多关注。但此刻他是抗议景象的一部分，示威活动的诸多色彩中的一种。他走来走去，孩子们对他露出精疲力竭的微笑。他祝福他们，继续向前走。
“你为警察工作？”费伊问。
“不，不是的，”塞巴斯蒂安说，他俯身向前，双手互相攥紧，仿佛在祈祷，“更像是我协助他们工作。没有正式的身份，其实连协助都算不上，更像是我们共同合作。我们有着某种共识，某种互惠关系。双方都明白几点简单的事实。”
“什么事实？”
“简而言之，我们需要彼此。”
“你和警察。”
“对。警察需要我。警察爱我。”
“今天发生的事情，”费伊说，“看上去不像爱。”
“我提供热度，戏剧性。警察需要理由去打击激进左翼。我给他们这些理由。我印刷小报，声称我们要绑架代表、给饮用水下毒、炸弹袭击圆形剧场，让我们看起来像是恐怖分子。警察要的就是这个。”
“所以警察可以像今晚这样，用毒气熏我们，殴打我们。”
“在电视镜头前，人们在家里看得欢呼雀跃。是的。”
费伊摇摇头：“但为什么要帮他们？为什么促成所有这些……”她抬起胳膊挥了半圈，指着逐渐坐满避难所的鲜血淋漓的年轻人——“所有这些疯狂，这样的暴力？”
“因为警察打击得越凶，”塞巴斯蒂安说，“我们这一方看起来就越强大。”
“我们这一方？”
“和平运动。”他说。“警察越是打击我们，我们的主张显得就越正确，”他靠回椅背上，呆呆地直视前方，“其实真是绝妙。抗议者和警察，进步力量和权威——他们彼此需要，因为他们都需要可供妖魔化的对手。想感觉你真正属于某个团体，最好的办法就是创造出另一个团体去憎恨。从广告学的角度说，今天之所以如此神奇，这就是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