垂死的肉身（第20/28页）

她被说服了吗？我不知道。我觉得她没有被说服。你呢？嘿，你为什么笑啊？是什么使你如此开心啊？是我的说教方式？我同意：一个人荒谬的方面总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但对此你又能做点什么呢？我是个批评家，我是个教师——说教是我的天命。辩论和反驳是构成历史的内容。你要么将你的意志强加给他人要么接受他人强加给你的意志。要么喜欢要么不喜欢，那是一种困境。总会有对立的力量存在，因此，除非你极为喜欢成为从属力量，否则你总是处于战争状态。

注意，我已不属于这一年龄。你可以看到这一点。你可以听到这一点。我用一把很钝的工具达到了我的目标。我给家庭生活及其旁观者带去一把锤子。也将这把锤子带入了肯尼的生活。我还是一个使用锤子的人，这一点不应该令人惊奇。同样不应该令人惊奇的是，对属于现在这个年龄的你们和那些不必那么执拗的人来说，我的执拗使我成为类似于乡村无神论者的滑稽人物。

现在，让笑声平静下来，允许老师讲完。当然，假如快乐、经验以及年龄不再是个有趣的话题的话……它是吗？那么任凭你们把我看成什么人，只是不要等到最后。

刚刚过去的这个圣诞节。一九九九年的圣诞节。那天晚上我梦见了康秀拉。我孤单单地一个人在家，我梦见她发生了不测，我想我应该给她打个电话。但是当我在电话簿里找时发现她的名字不在上面，而因为根据乔治的教导我不能允许让那足以毁掉我的冲动死灰复燃，所以我从未将若干年前我在电话本上找到的她在纽约东边上城的地址写下来，那是在她找到第一个工作之后。对了，一个星期后，在大年夜，我一个人待在客厅里，没有女孩子，那天晚上我有意要一个人待在家里弹钢琴，因为我打算对新千年的到来置之不理。倘若你不是处于渴望之中，那么孤独本身可以是巨大的快乐，而那天晚上我准备要的正是这种快乐。录音电话开着，通常电话铃响时我不会提起话筒而只会听听是谁打来的电话。那天晚上我决定尤其不想听任何人提及“千年虫”一个字，因此电话铃真的响起来时，我继续弹我的钢琴，直到我意识到自己听到的是她的声音。“喂，大卫吗？是我。我是康秀拉。很久没通话了，打电话给你觉得挺怪的，但我想告诉你一件事。我想在你听人说这事以前亲自告诉你。或者说提前告诉你免得你吃惊。我会再给你打电话的。不过我给你留下我的手机号码。”

我听着她的留言，僵住了。我没有拎起话筒。而当我想过去拎起来时，为时已晚，我想，天哪！她真的发生了什么事了。由于乔治的死使我想到了康秀拉可能遇到了不测。是的，乔治死了。你没有看到《纽约时报》上的讣告吗？乔治·奥希恩五个月前去世了。我失去了最要好的男性朋友。实际上我现在没有任何男性朋友。这是巨大的损失，失去了与乔治之间同志式的友谊和信任。我确实有同事，我工作时见到、经过时说上几句话的那些人，但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和观念与我的格格不入，因此我们很难自然地想到一块去。关于个人生活我们没有共同语言。乔治是我男性群体的全部，也许因为我们所属的男人阶层人数本来就太少吧。而有一个战友就够了：你不需要整个社会的人都站在你一边。我发现我认识的大多数其他男人——尤其是如果他们恰好撞上我和我的一个年轻女孩在一起时——要么对我不置可否要么对我大加指责。我是“一个有缺陷的人”，他们这么说我——他们是没有缺陷的人。而假如我不承认他们所说的事实，那些指责我的人可能会发疯。我是“自命不凡的人”，他们这么说我——他们不是自命不凡的人。这些受折磨的人肯定是不会接受我的。当然，那些已婚的男人也从未对我开诚布公过。我和他们之间根本不存在任何亲近感。也许他们互相之间也保留秘密，互不信任，只是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这些日子里男性间的团结达到如此空前的地步。他们的英雄行为不仅体现在非常克制地忍受他们所不屑的日常杂务中，而且体现在勤勉地展现他们生活的虚假形象上。真实的生活、公开的生活只为他们的治疗专家而存在。我不是在强辩说他们都是我的敌对力量并且因为我的生活方式他们希望我遭殃，只是说我并不强求他们的敬仰。随着乔治的去世，我现在只和像埃琳娜这样曾经是女朋友的女人密切交往。她们不能给我乔治所给我的一切，但我不会对她们的宽容提出过分的要求。

他的年龄？乔治活到五十五岁。是中风死的。他患了中风。他中风的时候我在场。还有大约八百人也在场。这是在纽约第九十二大街的二十五号。九月的一个星期天晚上。他准备朗诵他的诗作。我站在演讲台上介绍他。他就坐在台下靠边的椅子上，开心地听我介绍并颔首表示赞同。他身穿窄小的黑色套装，向前伸出他那双细长的腿——瘦弱的乔治穿着套装就像鹰钩鼻的爱尔兰黑人的铁丝挂衣架。显然他是在腿上堆着六本诗集坐在那儿、身穿丧服般黑色套装准备上台为那帮听众朗诵时中的风。因为当听众开始鼓掌他准备站起身来时，他正好从椅子上跌了出去，椅子压在了他身上。他的诗集散落在地上。医生们没想到他会离开医院。但他不省人事地在医院待了一个星期后，家人就接他回家去等死。

他在家里的大部分时间也是不省人事的。他身体的左侧瘫痪了。声带瘫痪了。一大块大脑破裂开来。他的儿子汤姆是医生，他监管着这位垂死者，离彻底死亡还有九天时间。取走他身上的静脉注射器，拿走导液管，取走他身上的一切医疗器械。乔治每次睁开眼睛，他们就把他扶起来给他啜点水吮点冰。其他时候，他们会尽量让他好过一点，而他则在煎熬中慢慢死去。

在他临终期间，我每天黄昏时分都驱车去佩勒姆马勒街看望他。乔治早些时候就和全家迁居僻静的佩勒姆马勒街，因此他在新学校教书的那些年就可以在曼哈顿自由行动。我到达时车道上有时停着五六辆车。孩子们轮流来这里照看他，有时候带着这个或那个孙辈的孩子。还有一名护士、一名临终医护人员。乔治的妻子凯特自然是二十四小时都在那里。我走进他的卧室，他们为他安置了一张医院用的床，我抓住他的手，是他还有感觉的那只手，我会在他身边坐上十五、二十分钟，但他总是没有什么反应。气喘吁吁。呻吟。健康的那条腿不时地抽动一下，但也仅此而已，再也没有其他动作了。我的手穿入他的头发，摸了摸他的脸颊，捏捏他的手指，但没有任何反应。我坐在那里希望他能苏醒过来并能认出我是谁，随后我开车回了家。接下来的一个下午我出现在他家时他们说奇迹发生了——他醒过来了。进去，进去，他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