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传阅函件（第6/7页）

以上是我向钧会提出个人陈情的缘由。谨此恭请钧会解除我的珠戏导师一职，委派我到外面乡间一般学校（大小不拘）服务，让我与教会组织的一群年轻成员共襄盛举。我将征募一些我可信赖的教师为副手，以便将我们的卡斯达里精神注入外面俗世之中的青年之人。

敬希钧会俯察愚情，并将决定赐复为荷。

玻璃珠戏导师谨上

再者：

请容许我引述约可伯斯神父的一节话，那是我从他所作的一次私人教诲中节略而来的：

“恐怖而悲惨的时刻也许就要来到了。设使那种悲惨的境遇之中尚有任何乐事可得的话，那就只有是一种精神上的快乐了：回顾此前的文化保存时期，展望未来沉着捍卫精神事业的时代。否则，那就只有完全向物质投降之一途了。”

德古拉略斯不知道他所写的东西被这份备忘录采用的如此之少：克尼克虽然曾将初稿和二稿让他过目，但最后定稿如何，他就不得而知了。珠戏导师将这份备忘录递呈教育委员会之后，即以比他这位朋友更大的耐心静候批复。他已决定以后不再将佛瑞滋牵入其中了。因此，他要他以后不要再讨论这件事情了，但他只是表示，等到教育委员会对这份备忘录提出答复，那一定是很久以后的事了。

但事实上，复函到达的时间，比他原来预期的日子还要早些，竟使德古拉略斯没有听到任何消息。这封发向教会组织总部所在地希尔兰的公函写道——

致华尔兹尔珠戏导师阁下

敬爱的同事：

教会组织董事会与导师联席会，已以不同寻常的兴趣注意到了你这封赤诚而又有洞见的传阅函件，我们觉得你的历史观察跟你对于未来所作的预描同样引人入胜，因此，毫无疑问，我们中的一些人，将因细细吟味你的感想而受益匪浅，因为你的想法并非完全没有根据。我们都以欣慰而又钦慕的心情体认了使你感悟的原则，亦即真正卡斯达里人的利他精神。我们看出，你是出于一片至诚，如今几乎可以说是天生的爱心，出于一种关切的，而今似乎有些过虑的爱心——爱护这个教学区域，爱惜它的生活，爱惜它的风习。对于你这种爱心的弦外之音，它的牺牲精神，它的积极动机，它的恳切与热忱，以及它的英勇成分，我们亦以同样欣慰和欣赏的心情加以领略了。我们在所有这一切当中体认到我们珠戏导师的性格，与我们所知的情形完全相符，我们看出他的能力，他的热情，他的勇敢。名师出高徒，那位本笃会著名神父的这位弟子，真是气宇不凡，很有个性；他研究历史，却不以历史本身及其为学的目的，他做一种美学的游戏，却并没有深情；相反地，他却将他的历史知识直接用于当前的需要上面，他的真知灼见迫使他采取了一些必要的措施。由此可见，敬爱的同事，你避开政治性的任务，不求显赫的职位，只要扮演一个单纯朴实的蒙馆先生，只要去当一个默默耕耘的启蒙老师，一个不慕荣利的小学教员，这种性格，与你的为人完全相合。

上面所述，是我们乍读尊函所唤起的部分印象、部分想法，你的大部分同事多有这样的反应。虽然如此，但是教育委员会对于你的警告和请求，却未能表明一种态度。对于你所说的我们的生存已受威胁这种看法，我们曾经聚会做了一次热烈的讨论，对于此种危机的性质、程度，以及可能的紧急做了广泛的探究。诚然，对于这些问题，显而易见，大部分委员都表示严重关切，因而讨论得亦颇热烈。虽然如此，但我们却不得不告诉你的是：对于这些问题，大部分的人都没有支持你的观点。你对历史政治的观察所具的想象能力和远大眼光，都得到了认可；但你所做的明白推测或预言，却没有得到充分的赞同，几乎没有一样获得完全心服的接纳。甚至对于教会组织和我们卡斯达里系统对于这个特别长久的和平时期究竟分担了多少责任，甚至教会组织是否可在政治史中占有一席之地的问题，也只有我们少数几个人同意你的看法（而这也是带有几分保留态度的）。多数认为，此番降临欧洲大陆的这种稳定局面，部分归因于恐怖战争流血之后而起的普遍衰惫，尤其重要的是，如今的西方既不再是世界历史的焦点，更不再是争夺霸权的斗技场了。当然，我们固然不愿对我们教会组织的真正成就投以怀疑的阴影；虽然如此，但我们也不能认为，卡斯达里的理想，在训练有素的静坐掩护之下的高度文化理想，对于历史的塑造会有任何力量，对于世界的政局会有任何影响。这一类的刺激或野心，与卡斯达里的心态完全搭不上关系。关于这一点，已有多篇严肃的论文强调了这个论点：对于战争与和平，卡斯达里既不寻求政治势力，亦不谋求政治影响。实在说来，要使卡斯达里订立任何此类的目标，那是提也不用提的问题，因此，这个争论就这样过去了，何以故？因为卡斯达里的每一件事情，莫不皆与理智互相关联，莫不皆以理性为其运作的规范——这自然不能称为世界历史，或者，只有愿意退回浪漫主义历史哲学之神学与诗学的滥情主义的人，才可那么说。当然，从有利的观点来看，这完全充满谋杀、破产的政治历史进程，不妨仅仅解释为宇宙理性的方法。尤甚于此的是，纵然是随意一瞥思想的历史，亦可看出，伟大的文化时代，从来没法以政治情况给予适当的解释。倒是文化，或者心智，或者灵魂，却有属于它本身的独立历史——另一种秘密的、非血腥的、神圣化的历史——与一般所谓的世界历史，与为了物力而不断斗争的世界历史，互相平行而并驾齐驱。我们教会组织与此种神圣而又秘密的历史相关，而不与“真实的”残暴的世界历史相连。继续不断地探究政治历史，怎么也不会成为我们的功课，帮着去塑造它，更是不用说了。

职是之故，不论政治局势是否如尊函所述，悉皆无关宏旨。不论如何，对于政局，我们教会组织悉皆无权提出任何措施。我们唯一能够采取的立场，只有静观其变。因此，尊函所云此种局势需要我们采取积极立场一节，已被多数委员毅然否决，只有少数几人表示支持而已。

你对当前世界局势所作的观察和对最近的将来所作的指陈，显然使得我们大多数同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实在说来，其中还有些人因此大惊失色。然而此处亦然，尽管多数人对你的知识和敏锐表示敬佩，但却没有迹象显示他们同意你的看法。与此相反的是，大家一致的意见认为，你对此事所作的评述，虽颇杰出而又极为有趣，但未免过于悲观了一些。有位同事提高嗓门表示，身为一位导师，以这样一种不吉利的言词，向委员会提出大难临头的警告，与其说是危险万分，不如说是危言耸听——假如不说是为害匪浅的话。当然，偶尔向大家提示一下世事无常多变，并无不可；每一个人，尤其是身负重责的人，都得不时以memento mo ri（死亡警告或死亡象征，如骷髅之类）提醒他自己。但以这样一种凌厉的词句宣称所有导师、整个教会组织，以及整个圣秩制度，即将面临世界末日的厄运，不但无谓地侮辱了同事的定力与头脑，同时也威胁到委员会本身的办事效率。作为一位导师，每天带着这样的念头去上班：他的职位，他的劳力，他的弟子，他对教会组织的责任，他为了卡斯达里和在卡斯达里所过的生活——所有这一切，也许将在明天或后天会被一笔勾销……那就必然不会有什么意义可言。提出此种说法的那位同事虽未获得多数的支持，却也博得了不少的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