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第6/10页）

让我吃惊的是，那个法律顾问并没有带我进堡垒里，而是进了斜对面的另外一栋楼。那也是广场上这个警察局建筑群的一部分，是一栋旧时汉萨同盟城市中常见的那种五层砖瓦房。我们穿过汽车入口的一段隧道，走进里面的院子，来到一扇雪白的窄门前。这个院子很出人意料地给人一种普通住家的感觉。我看见阳台上挂着衣服，一扇窗户上还挂着一串彩灯。

法律顾问输入了个密码，然后用英语对我说了些什么。我发出一个类似好奇的声音，那扇门开了。我们前后相跟着走下一段狭窄的、弯弯曲曲的台阶，钻进地下，然后是一道没有锁的防火门。这里分成一小段一小段的，地上还有些凸出的钢铁尖角得小心，尖角用黑黄两色标记出来，跟工厂一样。天花板下面盘着空调管，我听见压缩机低沉的嗡嗡声，不由自主地想到了雷鹑的机器。恐惧。

房间非常大，像一个厂房。不远处，一个小阁子间耸立在那些高大的架子上方，就像小船上的舱房，里面灯火通明。我们默默地在架子中间走了一会儿。我让自己平静了下来。黑色的封套，上面写着年代，结实的盒子。这些文件盒就像抽屉一样，每个前面都有一个金属把手或者一个灰色拉环。每一层都叠放着两三个这样的盒子，我又感到一种想伸出手去的欲望。法律顾问四下看看，然后喊了几声。

走到小舱房前，他直接弯腰钻回大厅里的那片昏暗中，不见了。我面前出现一个男人，就像从地底下冒出来的一样。他马上介绍了自己的名字，并让我跟着他。他穿着一件无袖的棕色薄大褂，胸前的口袋里插着一个眼镜盒和一支电压笔，这工具我曾经在父亲的工具里面见过。

我不知道亨利·梅德森（亨利或者亨得利克，梅德森或者迈德森，我太紧张，没有全听清楚）突然从哪儿冒出来的，可能他一直就在那些架子中间，可能他站在那儿，在隐蔽的地方，等着我们的到来。

一开始是一段有扶手的小木楼梯。这个小船的舱房比我想象中要宽敞许多。冲着前方的窗户前放着一张长条形的办公桌，看上去像工厂里的工作台，确切地说那就是一个工作台。两盏工作灯，一个电脑显示屏。奇怪的是那里还有工具，很好的工具，都干干净净的，各种钳子，螺丝刀，一台电钻，一些铁丝。房间的后面还连着另外一个小一些的房间，没有灯。他睡觉的舱房，我胡乱地想着。

亨利是个大高个，样子就像个上了年纪的重量级拳击手，他的体重肯定远远不止一百公斤。他让我在工作台前的一个凳子上坐下，然后问我是什么地方人。我当时心都快跳到嗓子眼了，一时间竟没发现他说的德语一点口音都没有。我回答的时候，他只是点点头。

“1945年，我祖母带着我母亲从德国逃了出来，当然，我母亲那会儿还是个孩子。她们坐的是最后那一批船，从东普鲁士过波罗的海，一直到哥本哈根。很多难民都死在了这儿，在战争结束后，多半都是些孩子。有些葬在战争阵亡者墓地里，标着姓名和生卒年月，在那儿是可以这样做的，一岁，两岁，不到一岁。只要有德国士兵的地方，您就能找到这样的坟墓，也就是说，全世界各地都有。维护这些德国战争阵亡者的坟墓，本德勒先生，意味着要有很多的钱和条件优厚的合同——这对您的那些死者来说都是奢望，对吗？”

我不知道梅德森是怎么看我的，他怎么评价我，对我的动机又了解多少。他不笑，脸始终板着。尽管如此，我还是马上就对他产生了信任感，也许是因为那些工具，因为他是一个使用工具的男人。并且他毫不迟疑地就开始聊起来，就好像对他来说，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要发生的事情早就已经确定好了。

他的家族（德国分支，亨利继续说）跟弗雷德里希·冯·哈登伯格[9]是远亲。他自己的先祖也曾经在矿山上干过活儿，跟那个诗人哈登伯格一样。“我们这家人总是会被吸引到地下”，亨利说。他讲了起来。我看出，我知道谁是哈登伯格，这让他很意外（也很高兴），他马上背了《颂歌》[10]里的几句：“你也垂青于我们吗，黑色的夜？你的斗篷下掩藏着什么……”

听见诺瓦利斯的诗，在地下室的这个大厅里，从失踪部档案管理员的嘴里，一切都那么不真实，我不由伸出手抓住了木头的工作台。那木头很光滑，边缘处是圆的，或者是磨成了圆的，不过最关键的是：它是存在的。我朝外看去，望过一排排的架子，架子的尽头在看不见的远方。我回答说，在据说是哈登伯格在地上钻出最后那些空洞的地方，也就是蔡茨和格拉的中间，我的父母亲到现在还在那儿有一个花园。

“很可惜，我对东德没什么了解。”亨利说。他打开工作台下面的一个抽屉，从里面抽出一张纸。（一下子就拿出来了，他把什么都准备好了。）那张纸上全是架号，分成好几列，用手整齐地抄写在一起。他的手指轻轻在上面点点，看着我。他浓密的金发在耳朵上方的地方已经发白了。

“说老实话，这儿没有人相信您会来。我是说，任何人——会来。过了这么长时间。”

“您这儿不好找。”

亨利慢慢地摇了摇头。

“这是一栋很大的建筑，本德勒先生，就在哥本哈根市中心，而且我们一直都在这儿。”他摊开手掌放在桌子上，再次标记出了这个地方。

我又恍惚了：丹麦王国的失踪部。但是在丹麦，根本没有人会找这些死去的人（我的死者，梅德森是这样说的）。这个国家没有任何人会提出要回他们的尸体，在这儿也不会有人登能够让人找到当年这些逃亡者的寻人启事，根本不可能。他们只有这个档案馆，失踪部。第三重的失踪。

我还没来得及说什么，亨利已经站起身，打开他的舱房里后面的灯。“以前我在这儿搞了一个工作台，用来做研究。一个显微胶片阅读器，一台电脑，康懋达牌的，当然现在已经老了。”他摸摸金属灰色的电脑屏幕，然后我们回到了长条工作台那里。“柏林墙倒掉的时候，我还提议扩充了阅读区，并且起草了使用者须知。当时还谈到要搞一个小的阅览室。”他的眼睛朝大厅里看过去。“请原谅，如果有些语法问题的话……我对德语拿不准，到底过了那么多年。”他从桌子上朝我推过来一张纸，《使用者须知》。

我利用这个机会，几乎像是作为回答，也把那个夹着索尼娅的照片和我收集在一起的一切信息的纸夹递了过去。他打开纸夹，久久地看着那张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