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第8/10页）

不光是诺瓦利斯，在特拉克尔的笔下，亡者也是好人——在这一刻，我明白了。特拉克尔不光是个创伤，他还是种渴望。我心里想，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走到出口而不被发现。是不是从里面也得输入密码。我能不能找到上去的路，没有线人陪伴。

不知道接下来的这一部分如何能够写进报告。这几天我再拿起哥本哈根笔记，感觉那更像是其他什么人写的，随便什么对这一切感兴趣的人，反正不是我。有人把那些记录下来，字迹潦草，写了好几页，具体是这样的：

——脚在鞋里，已腐烂。残肢，骨头有咬痕，梅：运动鞋就像救生衣，尸体的其余部分缺

——女性：没有嘴唇，没有鼻子，脸上只有牙齿，胳膊黑色，布满海藻，梅：海藻层

——男性的上身：全是孔，像被枪击。鳗鱼，梅说，常见的动物咬痕

——像橡皮娃娃的女性，肿胀，絮状物，有光泽，梅：尸蜡，尸油

——女性，头盖骨暴露，磨损，四周有皮肤，梅：漂移的痕迹，擦伤，脸朝海底

——穿大衣的男性，嘴前有白泡，梅：粘霉菌

——男性，胸前有树根状纹，黑色，像文身，梅：静脉突出

——死者，无法辨别，没有轮廓，梅：船用螺旋桨，大块。打碎了。20页报告，照片，整体图和细节图

——男性躯干，梅：头和胳膊在4公里外，发现地照片，残缺不全，啃噬，动物撕咬，可能为度假者丢弃的流浪犬。

如此种种。

那儿这样写着，但我自己已经不记得了，只记得说过的那些话。说过的话有声音，能够在梦中听见。一个句子一个句子，没有词。所有人都梦见了这种声音：梅德森，那些亡者，还有我。其中没有内容，没有信息，它包含在一切之中，在半明半暗的大厅里，档案架组成的迷宫里，工作台上的那些照片里，里面只是偶尔会冒出一些说过的话。

“想想看，他们住在那下面。坐在桌子旁边，散步，自由自在，每个人都自由自在。”

“所有这些尸体，艾德，就像是在黑暗中从大家身边漂过，珍贵，像活着一样，或者说神圣。”

我找到了四盏绿色的灯，那是紧急出口，大厅两端各有两盏。每个梦都需要一个紧急出口，否则就不是梦了。但也有些梦是非常清晰的，在那些梦里，所有的一切都很正常，真实得不可思议。

我先认出的是那件衬衫。他曾经穿过，1989年，那张旺季开始前的照片。然后是门牙中间的那条缝，然后是他的头发，金色的头发，出人意料地完好（像天使一样——我并没有想，那个词就冒出来了，我马上试图把它抹去，但它还是牢牢地盘踞在我的大脑里），但身体已经发黑，像是充了气。尽管如此还是能看出这曾经是个瘦长而笨拙的人。辐条。

为了确认，我请梅德森把整个解剖报告和警方的鉴定翻译给我听。他明白我是发现了什么。一个我并没有找，但却找到了的人。他的努力值得了。

从辐条衬衫上剪下的一块贴在一张硬纸壳上（衣服卡，梅德森说），还有铅笔粗细的一撮头发，包在锡箔纸中。他这份档案的抬头上写着一个数字，我问梅德森那是什么。

“他坟墓的编号，他在线标墓里的编号。”

“是什么，线标墓？”

“我们这样称呼那些无名者的墓地。”

“线是什么，指的是什么？”

“那些死者安葬在一条线上，这样就能够找到他们了，随时，借助坐标，坐标里包含这些数字，它们能够标出尸体在地下的准确位置。如您所知，这些无名死者的墓上没有墓碑，没有十字架，只有青草，再就什么都没有了。”

“那些尸体没有火化？”

“没有。那些亡者在等待，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是说，万一有人来想要回那些残骸。他们会无限期地埋在那儿，这儿的这些档案也会永久保存，没有找到名字之前，没有一个案件会被认为已经终结。一开始，这些尸体躺在法医学院的太平间里，零下二十度。有些一年，有些时间更长，这种情况出现过。然后他们就被取出来，送回到发现他们的地方去。”

“送回去？”

“送回他们上岸的地方——由各地方负责他们，法律里是这样规定的。他是在斯泰厄，默恩岛上最大的镇子，斯泰厄的线标墓。”

档案摆脱了档案架的逼仄后，开始散发出一种独特的浊气，使人神志昏昏。那不是年迈者的气味，不是黏液或者腐烂的气味，不——那纸有种生病的味道。我呼吸，呼然后吸，实际人在世上就是为了这个，为的就是有规律的呼吸。那些死者不在哥本哈根，不在主教山公墓。他们在哥本哈根被解剖，所有的档案和报告都留在这儿，但他们自己却又回到了海边。他们被安葬在海边，临时的，没有痕迹的，葬在一条线上。

哥本哈根给人的印象是一座处处都坚固的城市，靠水的房子都是砖房，砖烧得很坚硬，北欧风格。有时会有一堆破破烂烂的自行车挤着靠在房子的墙上，栖遑地交错在一起，就像没找到栖身之处的动物。天已经开始黑了，窗户亮起灯，让人突然非常向往，尽管四周的一切都是陌生的。我体会到曾经的对洞穴的渴望，对孤独幸福的渴望，缩在房间里的某个地方，桌子旁，灯光下，在那里，人终于能够安静下来，远离一切，远离每个人。看完辐条的东西之后，我把残余的所有意志力都集中在一点上，并对梅德森说，我愿意再来这里——明天，后天，接下来的几天中。

我信步转悠了两三个小时，等我走进一家名叫“角落”的咖啡馆时，天已经黑了。我点了些东西，然后拿出笔记本，开始把我在这个下午所看到的、听到的记录下来。最后还记下了咖啡馆和街道的名称（绿斯路76号），记下墙上挂的鹿头，菜单也挂在墙上，等等——所有的动作都很机械。我看着咖啡馆、吧台和外面的那些人，因为我知道这些也要记录下来。我觉得要把笔放下很困难，手腕已经僵硬，但我还在写，手指抽筋了，但我还在写，我在纸上画下一行又一行的字，画下整个哥本哈根，脑子里什么也没有想。

在“角落”的里间屋有个小理发馆，显然是这个咖啡馆招揽生意的办法。一扇玻璃门上贴着一把剪刀的超大剪影画，透过这扇门，可以看到在里面干活的女理发师。女理发师下班的时候，我刚刚开始吃三明治（一只手拿着三明治，另一只手握着圆珠笔）。她已经穿好了大衣，手里提着塑料垃圾袋。她跪下来（看上去很优雅），想用带子扎紧垃圾袋，但是扎不紧。我已经在考虑要不要把这个也记下来。她从我桌边走过的时候，我看见那个袋子里全是头发——鼓鼓囊囊的都是头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