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第9/10页）

在大门口，我就已经赶上了女理发师，但是我已经忍不到某个角落里，或者至少往旁边再走一米。确切地说，我直接吐在了她的脚跟前。一位年轻的女理发师，已经下班，穿得很漂亮（肯定是跟人约好了要去吃饭、看电影，听音乐会或者做其他什么），而我从她身后扑过来，在她的脚跟前呕吐，对着她对着我，对着她那个装满头发的垃圾袋，对着这堆乱七八糟的东西，这堆乱糟糟，沾满污渍的东西，这一堆带着斑点，揉成团，结成块的人类的垃圾。她发出一声丹麦式的尖叫，一种从喉咙深处发出的“哎”，然后冲着咖啡馆里喊了些什么。我一边呕吐一边怒吼。我在心里冲着她怒吼，同时也冲着大街怒吼，冲着哥本哈根的夜怒吼：你为什么要把这堆尸体拿到我桌子跟前来？我拿这些尸体要怎么办？怎么办？

几个月后，我开始写这份报告之前，在梦中看见了那些死者。他们站在路边，身形残破，难以描述（解剖报告就像是看图说话，梅德森曾经这样说），他们在问自己的姓名。我叫船用螺旋桨吗？我叫橡皮娃娃吗？还是说我叫瓦尔特？或者莫妮卡？在梦中，就像是必须马上给出答案一样，就好像时间已经所剩无几，而这是他们从这条路上退回去之前的最后一个机会，没有疑问，没有痕迹，像从来不存在一样。

但是我离开了，没有再回到档案馆去。从我的报告里也能看出，我是多么不适合做这一切，多么不能胜任这个任务。报告里全是细枝末节的内容，还有各种感觉和想法，取代了本应该有的数据。

还有其他的原因。我踏进了他们的地盘，亡者的领地，碰巧是我，可能是因为这个。写作是自卫，是盾牌和隐身帽，没有这个笔记本的话，那我就什么也没看到过，他们就不会选择我来做这件事，其他任何人也都不会，这点我很清楚。我不是研究者，不是历史学家，不熟悉整理材料的方法，如果要说的话，那我只是遵循着一个诺言，遵循友谊的规则，一开始只是这样而已：克鲁索的请求。而且：仅只如此。但后来我跨越了那条界线，随着第三重失踪那个词，我开始就是那样想了。

不管怎样，在写的过程中，我恢复了清醒，我胃里隐隐跳跃着的那个地方也平静了下来。我走进离房子有段距离的那个小简易房里，那里我已经很久没有进去过了。门前的松针铺出已经腐朽的地毯。过了一会儿，我找了自己要找的东西，一个浅黄色的邮政包裹箱，放在一个塞满了玩具、科技垃圾和从来不用的健身器械的架子上。四下里到处都是沉闷的哀伤，沉着脸，冥顽不化。我打开盒子。毛衣里面有一个巨大的、黏糊糊的茧，麂皮鞋已经发霉了。离开岛的时候，我就穿着这两样东西，鞋和毛衣，后来也还穿过。在旅行袋里的东西中间（全都冰冷潮湿），我找到了辐条的眼镜——在克劳斯纳生病的那段日子里，我自己在什么时候把它塞了进去，然后就没有再想起，一秒钟都没有。

保留这些东西无非是想骗自己忘记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使用和损耗了几样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假如辐条有一天突然出现了，那我至少能够……当时的那个我应该就是这样，或者类似这样想的，那个我只是想了一下，然后就把这个盒子忘记了。

尽管事实（从某种程度上）正好相反，我胳膊底下夹着那个纸盒走进公墓的时候，还是觉得自己像个盗墓贼。我刚把盒子放下，就有人在我背后喊了起来，说的是俄语。我没有回头看，但是那个男人朝我走了过来。他穿着制服，大衣敞着，显然喝醉了。我匆忙间把自己学校里学过的那点俄语组装在一起（可能有十二个词，有的时候多一些），但是没有用上。“没喝，法西斯！”那个俄罗斯人捉住我的胳膊，拖着我穿过公墓，从那个假人身边经过，穿过深邃的，已经被泡软了的路，一直到他的那个墓前。他指了指。

他们是三个人，两个女人还有他。那两个女人穿着夹克，围巾一直裹到头顶，年纪大些的那个脚上穿着毡靴。她们坐在一小块塑料布上。在坟墓的下面一半上铺了一块擦碗布，上面放着巧克力，熏肉和香烟，墓碑上倚着一个罐头盒。“喝——喝，同志，五分钟——不法西斯！”一只摊开的手掌在我胸前横着虚虚一画，这事就决定了。那个伏特加的牌子叫百乐门。他们甚至还带了酒杯，杯子上镶着金边。俄罗斯人把第一口酒倒进墓碑旁边坟墓右边的角落里，然后点上两支烟，其中一支插进坟墓里，让它在那儿慢慢地燃烧变短。两个女人在跟亡者说话，一边说一边用手抚摸着泥土，并且朝香烟的火光上吹气。时不时地会有一声轻轻的，但又无所顾忌的啜泣，一种持续几秒钟的哭泣，然后再喝伏特加。那个男人开始打起盹来。他看上去很满足。我站起身，跟那两个女人告别，我想，我当时甚至还鞠了躬，然后走回自己的那个坟墓跟前。我很高兴自己“不法西斯”，可能我也喝醉了。

我从盒子里把东西一样样拿出来，擦干净，至少是暂时干净了。它们很周到地给我服务过，而且我当时确实很需要它们。“确实需要。”我小声说着，有种无边无际的感激突然善意地从我身体里涌过。这可能已经跟辐条没什么关系了。在一个无法估量长度的时刻里，我觉得自己的人生是一个整体，一个长长的故事，跟这些东西联系在一起，是的，在那一刻它们最准确地表达出了到这一天、这个小时、这个地方为止所发生过的一切：一双发霉的鞋，一堆毛线，一副只有一个镜片的眼镜。

“对不起，真对不起。”后来，我开始说起话来。我先是向克鲁索表示道歉——因为我没能够坚持。我给他解释，努力不遗留任何细节。我想把所有的事都总结一下：一方面是恐惧和一种莫名其妙的厌恶感（对死者的厌恶），另一方面是悲伤和莫名其妙的同情感（对死者的同情）。我突然间能说话了。因为喝醉了，所以我说了一些没打算说，也从来没有说出口的话，一些只跟我们俩有关的话，洛沙和我，那两个人。眼泪也不是事先计划好的。最后，我请克鲁索允许我做辐条这件事。我解释了自己想要做什么（很自然就想到了，“孤儿院”的辐条，那个孤儿，我后来想到，对他来说没有其他的家属，除了我，他在克劳斯纳洗碗间的这个继任者，他不会再有其他人了），还有，这个为什么不会损害对瓦伦丁娜·克鲁索维奇或说索尼娅的追思（我是这样说的），正相反。我现在可以定期到这儿来了，我会负责，就像我答应过的那样，这将是做这件事的合适地点，“找到部”。然后，我还对辐条本人表示了歉意，先是为那件毛衣和那双鞋。然后，作为代言人，也为大家后来说他的那些坏话，嘲笑（孤儿院的小孩儿，傀儡，废物），大家开过的所有那些恶毒的玩笑，对一个，就像克鲁索说过的，“从其他方面看也不合适”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