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喊叫大厅 1984—1991（第10/14页）

在导弹爆炸的嗡嗡声过去后，岛上的居民纷纷抛弃了自己的房子，躲到城外的老石头房子里去了。“导弹并不是凭空出现的。”在拿到新公寓房产证那天，我父亲向我讲述道，“已经好几个月的时间了，我们在新闻里听到的全是在讨论卡扎菲，就像当初克拉克西和安德烈奥蒂在讨论‘阿基莱·劳伦号’劫船事件，讨论锡戈内拉，讨论那个该死的阿布·阿拔斯时那样。然而政治家们唯一在乎的只有金钱交易。证券广场是一个所有人都能淘到宝的金矿，甚至是像我这样的无名之辈，出生在战后的福尔切拉，裤子屁股上全是补丁，只能在梦中飞黄腾达……”

就这样，四月十六日十六点十六分，在利比亚导弹进攻大约二十四个小时之后，当股票在以百分之六点六六的速度上涨的时候，当火星、金星和巨蟹座的位置连成了一条完美直线的时候，所有人都明白了，无论是卡扎菲还是里根，甚至是第三次世界大战都不能阻碍意大利人的发财之路。

紧接着，爱德华多接到了帕斯夸雷从股票办公室打来的电话，向他透露了银行总经理费尔迪南多国王的私人账户正在甩卖股票，他卖掉了手中全部的意大利飞机公司的股票，一共是一万三千只。那是他兄弟所管理的公司，而我父亲也保存了多年同一家公司的大量股票。

必须卖掉。

终于到达了顶点。天体的运行也向他预示了这样的一个机会，千万不能过于贪心。如果连费尔迪南多都决定甩掉手中所有的股票，我父亲是谁，又怎么能比他做得更好呢？从那一刻起再过二十四个小时，那些股票有可能会暴跌，而现在是时候下一次赌注了。对于爱德华多来说，为什么发生这种事情背后的逻辑一点也不重要，那兄弟俩有没有交换内部消息也一点不重要。必须要快速甩掉那些股票。那是他人生中最美好的一天。

他把甩卖股票的决定告诉帕斯夸雷，让他登记并发电传到位于米兰梅扎诺特宫喊叫大厅里的交易柜台。十六点三十九分，他的口袋里多出了两亿里拉，所有这一切都要感谢那一通电话。他打开支票簿，摘下一朵价值两百万里拉的花儿，献给他人生中遇到过的最好的同事：帕斯夸雷，主教堂街上肥皂匠的儿子，正是那个肥皂匠挨饿买下了唐·杰皮诺无力兑现付款的洗衣机。接着，另一朵价值一百万的花儿送给了那天原本应该在股票办公室上班却请了病假被帕斯夸雷替代的同事。“在幸运女神面前必须要表现得慷慨，”爱德华多总是重复说道，“我们看不见她，但她非常在意我们的做事风度。”

在蜘蛛人出狱一段时间之后，我父亲让我陪着他去爷爷奶奶家，这并不奇怪。在众多的家庭义务中，这是其中之一，每个月我都要和他一起南下一次。

那是他每周六下午的固定任务。先是开着那辆奔驰去自助洗车站洗车，再开上通往机场的国道，过了机场之后几分钟便到了那不勒斯省北部城市卡索里亚的郊区。最近几年那里住着很多单身汉，几年前爷爷奶奶从福尔切拉那栋臭名昭著的黄楼街区搬到了这儿，他们从一个颓废的地方搬到了另一个颓废的地方。之前是嘈杂的老城街区，到处挤满了人，充满了臭味，现在虽然没有了纷乱和复杂，却是在公路旁的一个住宅小区，夹杂在一片西葫芦田地和一个高速公路出口之间。

我爷爷一只眼睛因青光眼而被挖掉，在床上躺了一辈子，一想到要亲吻他那苍白的面颊，我就感到焦虑，但要想逃避亲吻是根本不可能的。我不再是一个可以逃避社会习俗的孩子：我必须要大声亲吻唐·杰皮诺的面颊两次，所有人都要听得见，再假装他也用那冰冷干瘪的小嘴向我回礼了。

我奶奶，阿玛莉亚，躲在门后微笑着，她会把我推进厨房然后向我抱怨电视坏了，或者电话账单太贵了。“你拿着，检查一下。”她边说边双手把账单颤巍巍地递给我，与此同时，爱德华多把自己关在他父亲的卧室里，开始给他刮胡子。

十五分钟过后，大门再次被打开，因为一股难以忍受的牛仔布臭味在家中弥散着，而我则留在卧室里。我在爷爷身边的一张扶手椅上舒舒服服地躺下，我是如此靠近爷爷，看起来就像一个特别孝顺的孙子，但我总是选择爷爷还没被挖掉的那只眼睛这一边。我开始倾听他拉长声调地低声细语，十多年来他都是以这种方式说话，也正是这种方式让他可以顺畅地交流，至少是在和每次都坐在床边的我父亲交流的时候。

我却什么也听不懂，靠着猜测，那些像是垂死喘气一样的低声细语中，貌似有一些提到了我，这就产生了立刻找来翻译的需要。家庭作业，我喜欢的学科，足球。听着父亲用无人称的方式向我转述唐·杰皮诺的问题，我总是用相同的尴尬语气回答。我既是在回答生病的爷爷，也是在回答从来没有问过这些问题的父亲：对于我这个年纪的孩子来说家庭作业是最重要的事情，我喜欢的学科是意大利语和足球，不过，最近一段时间我更喜欢篮球。打篮球，爷爷。

唐·杰皮诺，用他那仅剩的没被青光眼影响的一只眼睛看着我，特别恐怖地露齿一笑。也许，在很久以前的某一天，那本该是一个慈祥的微笑，他对着我说了些什么，含含糊糊实在无法理解，我父亲也嫌麻烦懒得给我翻译。也许只是简单地鼓励了我两句，或者是批评了周围的境况，大概就是那些一个爷爷会说的东西。关键是我不可能知道他说了什么，那个老人在说着死人的语言。

谢天谢地，微笑着的阿玛莉亚的出现，把我从那场折磨中解救了出来。她递给我一大杯碱性水，我不知道为什么她认定我会喜欢这个，再配上那不可缺少的酸樱桃饼干，这些都是她为了迎接我们在周五就已经买好的。每一次来访我那脆弱的牙齿都要和那变味的饼干进行一番战斗，而我那令人敬畏的奶奶继续对我微笑，问我要不要再来一杯碱性水，如果我决定要忍气吞声的话，我就不能说不。

“他们告诉我你加入了一个团伙。”那天晚上在回家的途中我父亲说道。

“什么团伙？”

“一个扎轮胎团伙，你从来没听说过？”

“没有，从来没有。”

他左手握着方向盘，右手搭在车窗上，用眼角的余光窥视我。我的目光则死死地盯着前方的道路，柏油路面坑坑洼洼，他的奔驰颠簸得厉害。天空是灰色的，但没有云。“扎轮胎团伙”，如果我告诉利奥这个名称，他一定会笑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