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部(第4/6页)

舰艇纠察长或者不管你称他什么,瞪眼怒视着我说:“他是最后一批里的了,我想还有两个,随后我们就可以起航回纽约了。”果然,不到一个小时,“多尔切斯特”号上的最后两个未请假擅自离船的船员乘着小艇回来了,我们启程向南航行。

告诉你,我们已经获得了登岸假。

我有一张薄光泽纸,可证明这一点,上面写着:

(正式航海日志摘录。

多尔切斯特号。)

一九四二年九月二十七日——约翰·杜洛兹,厨师下手,按规定第一百八十五条,因在外国港口AWOL,特扣处两天的工资。$5.50

(本摘录抄送约翰·杜洛兹)

LBK/EGM

纠察长L·B·肯德里克。

我忘了提一下,我们在格陵兰那些小峡湾中的一个停泊的时候,有个爱斯基摩人乘着他的单人划子过来,他那张棕红色的大脸和一口棕黄色牙齿冲着我龇牙咧嘴,笑着高叫:“嘿,Karyak taka yak pa ta yak ka ta pa ta fat tay ya k!”我说:“什么?”他说:“好的。”他随后就开始拿起他的划桨,猛击他那艘牛皮海划子的右侧,来了个水下大转身,或者说大旋转,从左侧游出水面,浑身湿透,满脸堆笑,这是个了不起的小划子特技。我开始明白,他想跟我做交易。我的头正探出水手舱的舷窗。于是,我给他做了个“等一会儿”的手势,打开我的储物柜,我回到舷窗前,摇晃我那件霍勒斯·曼橄榄球队的二号紧身运动套衫,我说过我穿这件球衣曾多次持球触地得分。他点点头表示可以。我把球衣扔给他,他递给我一把鱼叉。这把鱼叉上有瑞典或荷兰的钢刀,还系着骨头关节、木头和皮带子。

我们就这样从新斯科舍出发,向南航行,让我感到意外的是,我们没有去波士顿。一天早晨,当我们醒来时,在迷雾中见到了久违的纽约港自由女神像!“给我送来你那些可怜的人 [26] ”的确如此。轮船停泊了一段时间后,时光已值十月,纽约橄榄球和全美橄榄球的消息接踵而来,放屁大王费伊嘲笑我,因为我告诉他下周六我会参加与军队的比赛,我们继续往前航行,穿越布鲁克林大桥、曼哈顿大桥和威廉斯堡大桥,岸上的人群高声欢呼,挥舞旗子,像欢迎英雄归来似的。你怎么能相信竟然会有这种场面?

我们驶进了长岛海湾,天哪,大约晚上八点,我们正冒着蒸汽忙碌着朝海湾北部开去,就在康涅狄格州西黑文的岸边,妈妈、爸爸和我曾在那里租借过一栋小屋,我曾在那里游进大海,他俩以为我淹死了,我曾在那里探视过海神的心脏,在蓝色旷野里看见了银色的指甲,还有一艘名叫“我们到了”的小船……还记得吗?

可这算什么航程啊!没有潜水艇攻击,沿着海湾北上,前往科德角运河,穿过那条运河(在桥下通过),北上波士顿;黎明前,我们在那里靠岸,用绞车绞近,放慢速度,用缆绳系牢,然后睡觉,直至早晨九点发工资。

发工资可真热闹!赤脚的印第安水手把他的一个赌博仇敌逼到刘易斯的舱里,向他索要两百美元,差点把他掐死;食堂里某某人与某某人之间正上演一场拳斗;而我面对的是给我工资的美国海湾警卫队的古西·J·里戈洛波洛斯,他说:“今天清晨你为什么不回应我的便条?你对我没感觉吗?”我拿起我的四百七十美元,沙巴斯等在步桥那边,他说:“我跟你一起乘火车回洛厄尔,你手里拿的是什么?鱼叉?”

“对,与一个墨西哥人换的”或者类似这种无聊的回答,随即我们去了洛厄尔我爸的家。

家里有一份电报,是哥伦比亚橄榄球队的陆·利贝尔发来的,电报说:“好了,杰克,现在该是大胆面对困难的时候了,我们在这里等你,我们希望你今年补上化学课的不足和学分,同时打一些球。”一九四二年十月。所以,我用出发前仅剩的时间告诉我亲爱的妈妈安吉,我之前从未好好地感谢她为了过去那个懒惰的我,一辈子洗刷锅碗瓢盆付出的辛劳,尽管她洗的那些要比那艘地狱船上的干净得多小得多。我在火车上买了一张去纽约的票,带着我整理好的大学旅行提箱,去了哥伦比亚。

我在哥伦比亚的时候,“多尔切斯特”号再次驶出波士顿,这次装载的是两三千美国军队的士兵,轮船在巴芬湾被卡尔·邓尼茨指挥的潜水艇击沉,“多尔切斯特”号上的大部分士兵和船员都死了,包括光荣。后来,我把这事讲给一位作家朋友听,告诉他有位幸存的同船船员在新奥尔良跟我说了这件事,说船上所有的年轻人都喊妈妈救命,那位作家笑着说:“这很典型!”

他逃避了军队服役,理由是同性恋 。

一〇

当然,现在“多尔切斯特”号受到敬重,许多纪念碑为它而建(比如,在纽约布朗克斯区的国王桥荣誉军人医院),因为在船上,或者说在甲板上,四位牧师献出了他们的生命,他们把救生带给了士兵:四位牧师中两位是新教徒,一位是天主教徒,另一位是犹太人。他们祷告着,与轮船,与光荣,一起沉入那冰冷的海底。

光荣消失了。

有人看见那个厌恶我的乘务员被救生筏落下的一片东西割断了脖子,在海浪里。

关于那个同性恋黑人面包师傅,我没有确切的消息。

肯德里克船长,他沉入了海底。

一一

所有那些盆盆罐罐,厨房舱面,洗衣房,屠宰房,军用火炮,钢铁,甲板排水孔,引擎房,左撇子活动扳手房,大海里德国金发男孩的遗体……在这个世界上,应该有比为军火商服务更好的死去方式。

一二

我和沙巴斯在洛厄尔火车站下了车,我提着鱼叉和水手袋,沿着学校街一路步行,越过穆迪街大桥,来到我在波塔基特维尔的家。我问候父亲,亲吻了他,亲吻了母亲、姐姐,家里有那份陆·利贝尔来的电报,第二天早晨我就离开了家。

到了哥大校园,我再次陷入了那种无稽之谈,现在是要在三天之内阅读并且理解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同时在自助餐厅里洗碗擦碟,整个下午还要进行队内分组比赛。陆·利贝尔碰巧在阿姆斯特丹大街遇见我,说:“哈,你瘦啦,它们那些波涛海浪真让你掉膘了,是吧?现在你体重多少?”

“一百五十五。”

“那我想我不能再让你当后卫了。我想现在你会跑得更快。”

“下周我父亲会来看看你是否能帮他找到在哈肯萨克 [27] 的那份工作。”

“好的。”

午后男生们身着淡蓝色哥伦比亚球服,都站在球场上,我从更衣房第一次慢慢跑着出来,穿戴整齐,准备停当。我注视着那些新球员。所有昔时的老队员都参了军。这是一帮意志薄弱毫无用处的家伙,高高的个子,没头没脑,可以说是朽木不可雕。陆·利贝尔说的第一件事是:“我们得教你们打那种KT79佯攻。”我在前面已经说过,我打橄榄球不玩假的。二百一十五街和百老汇街交界处的贝克球场上,队内分组比赛的灯亮了。谁站在那里观看这场分组比赛?军队的教练,厄尔·布莱克,还有布朗大学的教练,塔斯·麦克拉夫里。他们对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