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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娜·德雷顿夫人是一位有钱的寡妇，在纽约时尚界颇有名气，拥有一家服装连锁店，1940年8月，她同美国航空公司的创始人之一——帕克·阿伦·德雷顿结婚。结婚十个月后，她的丈夫就去世了。她孤身一人，巧施手腕，投资屡屡得手，跻身数家大公司的董事会——之前那些公司从未有过女董事。德雷顿夫人如今只经营服装店生意，但她依然是几家知名慈善组织的董事，同许多政客、艺术家、作家相熟，同纽约的一位著名作曲家兼指挥家传出过绯闻，在公园大道有一套位于十六楼的大房子，还有好几处避暑和度假别墅。

“找机会与她见上一面并不难。我查找我的病人名单，很快发现了一个有钱的躁狂抑郁症患者，他与德雷顿夫人住在同一座大楼，而且有相同的社交圈子。

“在我的这位前患者的安排下，八月的第二个周末，我在一个露天招待会上同尼娜·德雷顿见上了面。客人很少。许多富人都逃离这座城市，去海边或山中避暑了。但德雷顿夫人参加了招待会。

“在同她握手、注视她澄净的蓝色眸子之前，我就已经百分百地确定她就是他们中的一员。她具有同上校一样的能力。她光彩照人，是整个院子的焦点，就连日本灯笼似乎也因为她而变得更亮了。我感到喉头发紧，仿佛有一只冰冷的手掐住了我的脖子。她或许觉察到了我的反应，或许她喜欢引诱精神病医生，尼娜·德雷顿那晚对我总是言辞闪烁，带着几分蔑视，也带着几分挑逗。

“我邀请她参加周末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讲座。出乎意料的是，她竟然来了。她身后跟着一个凶神恶煞般的矮个子女人，名叫巴雷特·克拉默。

“我讲的是第三帝国蓄意的暴力政策及其与当今第三世界政权之间的关系。我的论述建立在一个与当今观念背道而驰的假设之上——数以百万计的德国人之所以在二战中沦为野蛮的刽子手，至少部分原因应归结为一小股人构成的秘密组织，这些人都具有强大的人格力量。我讲话期间，德雷顿夫人坐在第五排对我微笑，那笑容让我想到了正要吞掉老鼠的猫。

“讲座结束后，德雷顿夫人表示希望同我私下谈谈。她问我是否还在给病人看病，并要求接受我的专业诊断。我有些犹豫，但我和她都知道我会答应她。

“我见过她两次，两次都在九月份。她同意我对她展开治疗。尼娜·德雷顿相信她的失眠同数十年前的父亲之死有直接联系。她说她常做噩梦，梦中她将父亲推到波士顿的有轨电车前，导致父亲被撞死，但当时她在数英里之外。‘我们总是杀害我们爱的人，这是真的吗，拉斯基博士？’我告诉她，我认为事实可能恰恰相反。我们总是去杀——至少想去杀那些我们表面上爱但实际上恨的人。尼娜·德雷顿只是对我微微一笑。

“我建议第三次治疗时采用催眠术，令她重新体验得知父亲死讯时的反应。她同意了，但不出我所料，十月初她秘书打来电话，取消了后面的所有治疗。但我已经雇用了一名私人侦探，专门监视德雷顿夫人。

“说到私人侦探，我得先澄清他的形象。一般人的印象中，私人侦探都是愤世嫉俗的前警察，但我雇用的是一个二十四岁的普林斯顿大学辍学生，他在空闲时间写诗。弗朗西斯·泽维尔·哈灵顿已经在私人侦探这一行干了两年，但他为了能进入德雷顿夫人用午餐的餐馆，必须购买一套新西装。我下达二十四小时监视的指令后，哈灵顿又聘请了两个兄弟会的朋友照看侦探事务所。但哈灵顿并不愚蠢，他的工作迅速而富有成果。他每周一和周五上午都会将报告送到我桌上。他的一些侦探手法从严格意义上说并不合法，比如搞到尼娜·德雷顿的电话账单复印件。这个女人同很多很多人通过电话。哈灵顿将有通话记录的人的姓名和地址都罗列了出来。其中一些是名人，还有一些引人联想。但没有一条线索指向上校。

“几个星期过去了，我几乎用光了积蓄，获得的却只有尼娜·德雷顿的日常生活、午餐偏好、生意往来、电话号码的记录。年轻的哈灵顿知道我的资源有限，于是好心地建议截获德雷顿夫人的邮件并窃听她的电话。我反对这么干，至少必须再等几个星期。我不想过早地暴露。

“后来，也就是两个星期前，德雷顿夫人给我打了电话。她邀请我参加12月17日在她家召开的圣诞宴会。她说她亲自打电话给我，我就没有借口不去了。她想让我见她的一个好莱坞好朋友。此人是制片人，据说非常想见我。她给那人送了一本我的书——《暴力病理学》，他对这本书赞不绝口。

“‘他叫什么名字？’我问。‘名字并不重要。’她答道，‘你见到他就能认出来了。’

“挂断电话后，我激动得发抖，直到足足一分钟后才拨出了哈灵顿的电话。当晚，哈灵顿带着他的两个朋友过来同我商讨对策。我们再次梳理了电话账单。这次我们打算拨打所有未列入洛杉矶市号码簿的洛杉矶本地号码。当打到第六通电话时，听筒里传来一个年轻的声音：‘这里是波登先生家。’‘请问是托马斯·波登家吗？’弗朗西斯问。‘你打错号码了！’对方怒吼道，‘这里是威廉·波登先生家。’

“我将这个名字写在我办公室的黑板上。威廉·冯·伯夏特。威廉·波登。这太符合人性了。奸夫在酒店通奸的时候会用与真名相近的假名登记；通缉犯有六个假名，其中五个的“名”都与真实姓名的“名”一致。我们的姓名里有一种神奇的东西，无论理由多么冠冕堂皇，我们都无法将其舍弃。

“于是星期一，也就是查尔斯顿凶杀案爆发前四天，哈灵顿飞到了洛杉矶。我本来打算自己去的，但弗朗西斯提出最好先由他去查查这个波登，拍点儿他的照片，确认他就是冯·伯夏特。我还是想去，但我意识到自己毫无计划。虽然过去了这么多年，我却从未想到一旦找到上校之后怎么办。

“星期一晚上，哈灵顿打电话回来报告说，飞机上的电影糟透了，他落脚的酒店显然比不上贝弗利山威尔希尔酒店，贝沙湾的警察相当爱管闲事，只要你在社区里开车转两圈，或者把车停在蜿蜒的车道上窥视影星的家，他们就会上来盘查驱逐。星期二，他打电话回来询问有没有查出更多关于德雷顿夫人的信息。我告诉他，他的两个朋友——丹尼斯和塞尔比——精力都没有他旺盛，而德雷顿夫人仍在照常打理生意。弗朗西斯接着说，他去过波登的电影公司，但这一趟一无所获。尽管波登在公司里有办公室，但没人知道他何时会来。上一次有人看到他来上班是在1979年。弗朗西斯希望能找到一张波登的照片，但没有人能提供。他本想向那里的秘书出示冯·伯夏特在柏林拍的照片，但最终没有这样做，因为——用他自己的话说——‘那样做不够酷’。他计划第二天带着照相机和长焦镜头去波登的贝沙湾豪宅偷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