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尼亚（第3/8页）

很快“布加勒斯特作家”露面了。原来宣布的是七个人，到场的只有三人。实际上只有两个，听介绍，三个人中有一个是一家共青团报纸的记者。

一个诗人，一个批评家，一个小说家——小组讨论的理想组合。我们走上台坐下。观众有五十人，其中大部分是十岁到十五岁的孩子，还有大约十个当地学校的老师。事先已经说好，为了方便讨论，采用听众提问我们回答的方式。好几分钟过去了，还没有人鼓起勇气打破沉默，这给了我时间来观察那些在座位上坐立不安的孩子。他们穿着冬衣戴着皮帽，他们的老师也是同样的装束，因为会堂里显然没有暖气——其实这比当代罗马尼亚文学的状况更适合作为讨论的话题。

有个看上去像是奥地利女佣的老年妇女，穿着厚厚的军装式灰色大衣，一顶猎帽卖弄风情地斜戴在头上。她提出了第一个问题：“诺贝尔奖怎么了？为什么我们没有得到诺贝尔奖？为什么没有一个罗马尼亚作家得过诺贝尔奖？”

那个优秀的诗人仿佛是被这个幼稚的问题唤醒了，他大大展示了一番自我挖苦的才能之后，把这个未作回答的问题抛给了他的朋友。当仁不让地，那位教授先生告诉大家他担任了很多年诺贝尔奖的顾问（这一点他过去从未当众透露过），接着他提到了他频繁的西方之行，以及他和很多世界级文学大家之间的友好关系，他批评了西方文化的商业化，指责他们对非西方国家文化，特别是罗马尼亚文化的不公正待遇。在这一番东拉西扯之后，他终于言归正传：“几年前，索尔·贝娄来访问。见面时我问他：‘请告诉我，先生，你的背后是谁？是谁在支持你？是谁给了你诺贝尔奖？’”听到这里，那些被包裹在厚重大衣之下，皮帽紧紧扣住耳朵的小听众和面无表情的老师们突然表现出一些明显的生命迹象。

发言者有意延长了他的停顿，然后又重新开讲：“这是事实。有人在操纵，我们应该正视这一点。为什么不敢面对被撕开的伤口？奈莉·萨克斯[7]是一个绝对平庸的诗人。这些犹太人……所有这些犹太人都用一种无人能懂的古老文字写作。”他转向诗人寻求帮助，“那个几年前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人叫什么名字？”

诗人非常积极地响应：“巴谢维斯·辛格[8]。”

得到启发之后，教授又自信起来。“没错，辛格，就是他。我看过几本这个辛格的作品的译本。我仔细地读过，我告诉你们：毫无价值。他根本不能算是个作家。”

在当时的情况下，我完全没有心情为奈莉·萨克斯这样雄辩的历史证人或辛格这样有趣的作家辩护，但是，我还是忍不住想修正一下教授过于绝对的观点。我指出，体育运动方面的成绩是通过精确的长度和时间来衡量的，而艺术品却很难以完全客观的标准来评价，这两者是不同的。我说，文学奖项很少是完美的裁决，罗马尼亚作家工会是如此，诺贝尔奖也是如此。奖项的裁决只需要合理就可以了，也就是说，得奖作品要符合一定的艺术标准。在任何情况下，对获奖的渴望是灰心丧气的迹象，灰心丧气丝毫不能刺激艺术创造，进行艺术创造需要耐得住寂寞，需要发挥创新精神，而不是靠荣誉和宣传。

我提醒教授我们几年前见过面，在贝尔格莱德的一次文学会议上，我们的东道主向我们展示了大量被翻译成外文的南斯拉夫作家的作品，还有用世界主要交流语言介绍南斯拉夫作家生平及其著作的长篇文字。我说，这是罗马尼亚做不到的。教授点头表示同意，但是我不敢确定他是否还记得在贝尔格莱德的那些日子，因为那时我看见他的时候他总是喝得酩酊大醉，和他在做有关言论自由和终结罗马尼亚审查制度的演讲时戴着的那副和善面具完全不同[9]。

在回答了另外几个问题之后，教授向听众通报了他领导下的出版社所进行的工作。他唠唠叨叨地抱怨着罗马尼亚编辑所面临的困难，但是他特别强调这个国家的总统、党的总书记对文化表现出父亲般的关怀和支持。他说，他曾有幸见过总统几次，并且当面赞美过他对文化和艺术所表现出来的远见卓识。然后，他再一次语出惊人。

“但是，”他说，“新的困难不断出现，我们要面对现实。为什么要伪装呢？几年前，两个以色列的教授来拜访我。我认识他们，他们原来也是罗马尼亚人。他们问我：‘你们准备怎么处理艾米内斯库[10]的全集？出版了吗？’我说：‘没有，这都是因为你们。如果你们真的想知道，我告诉你们，是你们的大拉比阻碍了出版。’我说的都是实话，我们应该直言不讳！”

结束辩论离开礼堂之后，我向诗人表达了对教授那种不负责任行为的愤慨。在一屋子孩子面前那样说话，和当地文化官员秘密勾结散布无耻的谎言！这是反西方反犹太人的宣传！他应该很清楚西方的文化机构并不都受政治利益控制，西方文化并非都是颠倒黑白，也并不都是商业化的。他也应该知道艾米内斯库的全集出版受阻并不是因为其中反犹太的章节，而是因为其中反苏的文字还有其他更加复杂的原因。多么阴险！这样利用孩子们的信任！他应该向他们解释为什么他们没有足够的食物，为什么他们的家以及今天的礼堂如此寒冷！

那位年轻的诗人，其实已经不那么年轻了，看到我如此幼稚的愤慨情绪，丝毫没有受到影响。他做了一个让我冷静的手势，提醒我那位教授已经在某个更高级别的机构中获得了提升。我知道他所指的“机构”是什么，但是我仍然不明白，为什么因为这个原因刚刚发生的这些就可以忽略不提了呢？

“只是小事情，微不足道，”他说，“不值得一提，真的不值得一提。”

当我告诉在布加勒斯特的朋友我的这次遭遇时，他们和我一样气愤。但是社会主义文化和教育委员会却完全从不同的角度看待苏西瓦事件：他们成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来调查是谁僭越委员会的权威，给了我在会上发言的非法权利。

多年来，我已经非常了解那些从事“文化”工作的党的干部，他们一方面表现出愚蠢的胆怯，另一方面又极其残暴。和其他很多人一样，我不止一次地感觉到这一点。苏西瓦事件发生两个月后，我已经到了国外。当我得知社会主义文化和教育委员会因为“意识形态”原因，取消了作家工会最近颁发给我的作品《在边缘》的奖项，我仍然非常震惊。我经历的那些事又重新涌现在脑海里：和审查者的艰难斗争、对我进行恶意攻击的新闻宣传活动、飞机场的遭遇、苏西瓦的文化局，还有尤金·尤奈斯库回忆录里的那句话：“在军团组织、资产阶级和民族主义当道的罗马尼亚，我看到恶魔般的残暴和根深蒂固的愚昧在我面前现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