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尼亚(第4/8页)
这句话描写的情况仍然存在,只不过前几个字应该改一改。不是军团组织的罗马尼亚,而是社会主义的罗马尼亚。恶魔不再是资产阶级,而是国家安全局。
二
有一段时间,很多人都在讨论中欧的问题。人们讨论这样一个定义模糊的概念,不是出于一种狭隘的地域观念,而是要寻找一种彼此相容、互相合作的解决措施,从这一点上来说,欧洲这一地区的长远前景可能会非常令人瞩目。即使是在主题词尚未明确定义的情况下,人们已经在兴趣盎然地讨论着了。
在提摩西·加顿·阿什[11]的精彩之作《中欧存在吗?》(《纽约书评》,1986年10月9日)中,阿什分析了哈维尔[12]、米奇尼克[13]和康纳德[14]关于这个话题的观点,他发现他们的定义标准都是基于文化传统和发展阶段,而不是地理位置。(托马斯·马萨瑞克[15]对中欧的定义包括斯堪的纳维亚、波罗的海各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塞尔维亚-克罗地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希腊和土耳其,但他把德国和奥地利排除在外,因为这两个国家分别认为欧洲的中心在柏林和维也纳。)
如果中欧的“成员资格”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精神概念,那么我们可以把那种“特别的怀疑主义”作为定义中欧的出发点——哈维尔在《对沉默的解剖》中所提到的“有一点神秘主义,有一点怀旧,常常是悲剧的,有的时候甚至是英雄主义的”。对于康纳德来说,中欧精神属于“理性的、人道主义的、民主的、怀疑主义的、宽容的”西方。哈维尔和康纳德的共同观点是要建立米奇尼克所呼吁的“文明社会”。
如果以上观点成立,我们有充足的理由认为罗马尼亚属于中欧。不幸的是,罗马尼亚所奉行的所谓“真正的社会主义”在很多方面亵渎了欧洲标准。尤其是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这个国家不禁让人联想到北美的右翼独裁,还让人联想到影响至今的那个很久以前被称为巴尔干“落后时代”的暴虐和野蛮。
我痛苦地回想起音乐家乔治·艾奈斯库的话:“如果我们的政府和政治能和艺术保持同一水平的话,我们将是这个地球上最幸福的国家之一。”
怀疑主义一直是罗马尼亚人的特征,尤其表现在人们对政治和政治家的态度上,特别是听到政治斗争这种字眼时更是表示怀疑。
当代大小国家许多政治领导人的平庸,以及他们言语中表现出来的愚蠢只能增加人们的怀疑。最终,这种怀疑就会变成默然和鄙视。
充满灾难的民族历史,东西方交界处的地理位置,被比自己强大的利益团体所支配:这些也许都教会了罗马尼亚人谨小慎微。又能怎样呢?你必须生存下去。是成为一个宿命论者,还是训练出高度警觉的耳朵?或是赌博游戏?你的火暴脾气因为幽默变得有趣,由于善意变得温和。罗马尼亚人的善意是有名的,这种善意源于一种古老的来自天性的智慧,而不是因为某种意识形态,不论它是崇尚宗教的或是宣扬无神的。罗马尼亚人常常会后悔地甚至是负疚地说:“我们没有出过圣人。”或者他们会自我解嘲地说:“罗马尼亚人天生就是诗人。”
但是,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谨小慎微及对政治的怀疑态度并不一定会带来稳定的道德观。事不关己的态度不只会产生正面的后果,很不幸,最常见的后果往往是妥协和串通。重大原则如果不能切实落实,就会让人们对它丧失信心。神不知鬼不觉地,社会机制开始以那种古老“自然”的方法运作,官官相护、贪污腐败、阴谋诡计、妖言惑众、滥用职权、任人唯亲,足以让人触目惊心。在这样的情况下,原来正常的生活被推到了角落里,尘封在密码和符号之中。
1986年曾有过一个报道,在南斯拉夫萨格勒布市的一个公园里,一个年轻的知识分子在自发聚集的人群面前用哑剧做了一个抗议演讲(为了避免被控违反法律)。在场的观众似乎非常清楚地理解了他的意思。在罗马尼亚,这种为了应付国家机器残酷镇压的密码式沟通方式盛行一时,不仅仅是在私人关系中。只有内行才能懂得的符号系统——要暗示而不是明确表达——在任何个人或团体的交流中成为必不可少的工具。在被24小时的监督下,整个社会被分裂成虚伪的服从和虚伪的反抗。
审查制度残暴的不断干涉使得我的书也变成了影射的密码,除了那些明显描写日常平庸生活的文字外(虽然也还是用的密码),其他的恐怕只有最有经验的读者才能看懂。同胞的脸上开始出现的神秘标记,即眉毛旁边的那道疤痕,指的是各级统治集团使用过多的眨眼动作,这是他们相互约定的暗号。当然,在书里,这疤痕可以指各种隐蔽的习惯性的暗号——遍及全国的特征。
我参观过布加勒斯特的聋哑人协会。这个国家残疾人的悲惨境遇让我震惊:这是整个民族所面临的最大的社会和道德危机。当权者的不负责任也让我震惊,他们已经彻底丧失了理智和道德,竟然连这些受苦受难的少数人也不放过。布加勒斯特聋哑人的报纸在语言和版面安排上和《火星报》[16]或任何地方党报如出一辙。也许这份聋哑人的报纸叫《我们的生活》并不是偶然。
在过去的十年间,对当权者由来已久的不信任越来越深,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之间的沟壑也日渐扩大。政治和政治家被视为愚蠢和卑劣的化身,一直被荒谬可笑的氛围笼罩着。
任何与政治有关的东西都是肮脏的,不仅是那些当权者,有时甚至还牵连到他们的反对者。那些从事任何一个帮派政治工作的人总是被人们怀疑在以所谓重要原则为名满足自己的个人动机。在这种情况下,难怪有头脑的人都会远离政治,甚至远离有关政治的讨论。由于人们不会公开表明自己远离政治的立场,他们只在特别的情况下表现积极,所以他们的这种非政治性姿态成为一种避难所,成为一种安全的逃避。
罗马尼亚经常被指责过于被动,这并不完全正确。当然,我们不能说罗马尼亚有革命的传统,但我们不应该忘记,没有任何一个欧洲社会主义国家像她这样受到如此彻底的监管和残酷的压迫。
在近代罗马尼亚历史上,很少有令人瞩目的起义和反叛,这足以证明罗马尼亚缺乏革命传统。1907年的农民起义,二三十年代的工人罢工,都是因为人民难以忍受压迫而爆发的小暴动。大的叛乱也是有的。1977年的矿工罢工,1987年布拉索夫的抗议游行(原本是官方组织的大选游行,突然失去控制变成了针对官方的集体抗议),只是其中的一些例子。一些小型的冲突如果没有国外的支持或回应,也往往不了了之,它们很少有成功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