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查者报告（第3/7页）

放弃的前提是心存别的希望：希望政局改变，希望书稿能在国外出版，希望书稿能由子孙后代出版。但是在1985年到1986年这个期间，政界改变的唯一希望是一个“生物方法”：等待得太久、拖延得太久的领袖之死。在一个戒备森严、任何与外国人的接触都被视为非法的时期，怎么可能把书稿送到国外去？谁又会出版这样一部冗长晦涩的小说，何况又是来自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民族？至于子孙后代，那不仅仅是个未知数，同时还是“国家财产”。你根本无法为这样一部审查办公室（还有安全局）已经了解得太多的文稿找到一个好的藏身之所。有些罗马尼亚人甚至相信，这个黑暗时期所有“真正的文学”都悄然躺在安全局的保险柜里。这个恐怖时期（官方媒体称之为“开明时期”）的历史学家非常有必要到浩大的秘密国家图书馆里搜寻被没收的文稿，这里所谓的图书馆其实就是安全局的储藏室、保险柜和地下室。

1986年年初，我的出版人踏出了寻求解决方案的第一步，他们用的是当权者用来对付人民的那一套：替代。

在当时极端恐怖的情况下，很少有出版社不顾审查制度的高压出版好书，尤其是让当权者不安的好书，我的出版人就是这少数人中的一个。这些本身就是著名作家的编辑们在坚持着进行无望的思想抵制。

我永远不会忘记1986年1月的那个早晨，我先陪着出版社社长来到花店。然后我们捧着一盆花到了某个人的家里，他犹豫再三，最后还是决定去寻求这个人的帮助，因为这样也许就可以挽救这本书，挽救书的作者。这是一个在审查行业阅历丰富又德高望重的人，他经常充当着“局外”读者的角色（顾问）。我的出版人想找一个精通审查制度的“替代”审查者。作为一个过去的审查者，他有足够的能力和威望提供一份让审查办公室可以接受的报告，但又不需要把（不存在的）审查办公室牵扯进来，而且由这个人签署的替代报告还可以让作者本人过目，这为摆脱僵局提供了机会。（这个专家的作用更加凸显了审查制度的欺骗性，这份报告通过一些花招和必要的修辞让作者和审查者可以共谋把书出版。）

1986年3月，我收到了审查报告的“工作副本”。我兴奋万分地读着，我以前从来没有看见过审查报告，每次都只能得到结果——把一些句子和段落从手稿或有关评论文章中删去，就连一本已经付印的书也没有幸免，发行被中断，由于一些文章被从中抽去，整本书的结构必须重新调整。

这份审查报告让我知道，“真理档案室”里的“原始”诉状会是个什么样子。看到这份报告书，我既不感到意外，也没觉得放心。我肯定，早先审查者使用的言辞一定更加微妙。

我害怕了，是的，真的害怕了。小说中，我用来影射纳粹主义和罗马尼亚独裁主义同出一辙的语句被“解密”了——噢，我害怕了。我有一种感觉，门会随时被撞开，这份报告足以让我成为阶下囚。我想象着我的档案出现在“真理档案室”里！

而这是一份用来帮助我的报告。欺骗是解决问题的途径。作者欺骗，读者欺骗？编辑欺骗，甚至审查者也欺骗？欺骗是日常生活中交际的社会惯例，甚至在创作的世界里也一样。在极权统治下写作的作家常常在作品中使用诈术、典故、暗码或粗糙的艺术形象，痛苦而隐晦地和读者进行沟通，同时他们又希望能躲开审查者。受到约束的作家不可避免地要借助于欺骗，而这又让他们感到刻骨铭心的痛苦。

艰难的日日夜夜，充满了疑虑、恐惧和厌恶，努力寻找模棱两可的解决方案，巧妙地和审查者抗衡。

审查者的报告

作家诺曼·马内阿的小说新作以当代布加勒斯特为背景，虽然文中特别指出故事发生在1980年（“地震后三年”），但从细节可以判断故事的背景就是近两年。在一个严寒的冬天之后，春天来了，人们的精神和生活状态日益恶化，同时，在这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春天里，又能强烈地感受到人们对生命和爱的渴望。人们过着一成不变的日常生活，在报亭等待，在街道和公园里急匆匆地行走，在电车和公共汽车上以及其他各种工作场所谈论着他们的需要和困难。

小说几个主要人物的命运在一系列场景中展开，文中有大量哲学、历史、道德和文化的注释，还有一些重要的传记性数据。文中所指这个春天发生的新事件为人物的过去和现在划出一条界限。阿纳托尔·多米尼克·万恰·沃伊诺夫出现的频率最高：他原来是名教授，现在是一个普通宾馆的接待员，他通晓数门外语，所以他的同事和上司不得不对他另眼相看。少年时代的多米尼克聪明有教养，乐于接受新生事物，作为学生的他彬彬有礼，胆怯而严肃，但现在，他变得缺乏办事能力，心浮气躁，对周围的一切都漠不关心。他讨厌所有人，嘲笑所有人，他说话刻薄，着装怪异，他经常夸夸其谈，羞辱他那些没有文化、思想简单的同事。

五十岁的多米尼克内心孤独痛苦，身心疲惫。因为对生活不满和失望，他试图以默然和嘲弄来抗拒和别人一样的生活。他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受到1940年其家人一连串不幸遭遇的影响：他们被无辜地卷入一场官司，紧接着他父亲在收到一封军团[6]宣言式的恐吓信后失踪（谋杀或自杀？），家庭破裂（妹妹移民到以色列，哥哥去了阿根廷，母亲在贫困中死去）。

在这个生机勃勃的春天里，多米尼克正进行一项调查，这个调查揭开了他的家庭之谜：那封装在黑信封里的恐吓信是一个年轻人寄来的，他在战争时期爱上了多米尼克的妹妹，后来在一个聋哑人协会躲藏了将近四十年。不论多米尼克的调查进展如何，他都无法理解过去，无法理解自己的罪恶感以及造成这些罪恶感的原因。通过他的调查，作者警告人们，在一个充满暴力和恐怖的时代，一些小事件也会对人们产生深远的影响。

另一个中心人物是加夫通，一个退休的记者。他是教条主义时期的忠实信徒[7]，现在他通过写匿名请愿书来为他曾经写下的那些“谎言”赎罪。作为一个身处“事件中心”、“直接了解普通民众所思所想”的“自愿者编辑”，他希望当权者能注意到生活中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揭露“真相”，伸张“正义”。同时，他在图书馆里认真研究法西斯时期和安东内斯库[8]独裁统治时期的报纸，希望写一篇专题研究报告，讨论“战前和战争期间的愤怒以及战后的热情”。这个人物代表了虚伪人生的另一个版本：由于他是犹太人，他在战争期间改名换姓，随了他妻子的姓氏，那时他的妻弟在铁卫团里供职，战后被通缉。加夫通“不断受到迫害，拒绝迫害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