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查者报告（第5/7页）

·敏西尔：他应该把“说教者”的角色发挥得更好，他可以帮助阐明某些理论性辩论以及小说中哲学、社会和道德反思的意义。他应该主张重返自然生活状态，重新营造社会稳定，采取一种建设性的行为方式。

“替代”的主题在无数场合反复出现，这个概念不仅用于书中人物和作者之间，或是人物与现实生活中原型之间的关系，对此应该有更明确的解释。在某些情况下，虚伪的生活被错误地延伸到全社会。例如，“在一个充满替身的世界里……每个人都在自己身上找到某种替身，成为另一个人，逃离自我”。“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成为别的东西，甚至是我们真实存在的对立面”。“什么样的替代物将产生更多的替代物”。“替代物发挥着作用，取代了真理”。

关于当前情况下“恶势力”及某些法西斯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现象的重现。关于小说中的“警告”。

·这个现象不应被理解为单指向我国，如果要保留，应该说明这是一个全世界普遍的现象（媒体经常报道西方暴力示威的场景，新法西斯主义、新纳粹主义等……还有和平游行，这些都可以通过人物的眼睛和评论表现出来）。

·文学和书籍不应只关心民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复苏。（例如，米哈伊·艾米内斯库和阿列克山德里[14]是不是要受到究诘？还有拉比·莫西斯[15]？这些都可能引起强烈公愤。）

·加夫通对报纸的研究（特别是1940年）不应局限于关于罗马尼亚的新闻，还应该包括报道罗马尼亚反法西斯运动以及民主知识分子抗议活动的新闻。不应该把卡洛国王甚至安东内斯库与希特勒相提并论。[16]

·要注意不要造成罗马尼亚曾经到处是谋杀和放逐的印象（多米尼克不断想起的那一排排死人这一情节应该修改）。我们不应该忘记，罗马尼亚是唯一拒绝把犹太人放逐到纳粹灭绝集中营的国家。[17]

·建议减少对以动物为借口烧毁某个妇女公寓的描写和评论。文章不应暗示执法机关——军队——会容忍或“掩盖”这样的恶行（我们不是联邦德国）。

·修改小说的最后一章，结尾必须修改。不要过于强调孤独综合征和民族主义者的示威，这不是本书要探讨的唯一问题。本书现在的结尾会误导读者，并使读者对象受到限制。（以现在的面目出现，本书只适合少数特殊群体阅读。）书中关于孤独的心理特征可以归纳如下：

·在任何社会（正常或非正常），外国人都会保留自己的独特的特征，“不应否认这些特征，也不能利用这些特征反对他们”，也就是说，“要接受这些差别”。

·人口众多的大民族不会对外国人平等视之。在一些情况下（“动荡、危机、忧虑、无助”），自负、邪恶和愚蠢就会在一些自私的行为和态度中“爆发释放”出来。即使是在日常条件下，一些现象也表明正常的交往是有限的：“你有平等的权利犯错，但不能与错误斗争”；“作为一个外国人，想要告诉周围的人什么是对的，是极为不妥的”；客人“无权过于参与。”……（亚努利在他工作的地方备感屈辱，因为当“他自己”表现出要改善工作环境的勇气时，周围的人都非常吃惊。）总的来说，要避免空谈民族问题。我们这里有法律和制度，民族问题在我们国家已经解决了。

·在讨论把流亡当作“移居”的另外一种形式时也要慎重，小说认为流亡的动机是因为渴望“自由”，寻求变化，摆脱可怕的常规和“束缚”。（“自由”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的间接讨论贯穿全文。

日常生活中的负面现象：

下列章节和场景应该删改：

·（关于飞机和国家元首的描写，与本书探讨的问题无关）。

·（缩减关于精神病院里少年酗酒者的章节）。

·（关于“由于经济原因”缩短残疾人受教育时间的法律）。

·（聋哑人报纸的摘录；聋哑人协会成立的原则，即建立在“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上，他们的法律等）。

·（我们国家对阿拉伯学生的侮辱和偏见）。

·（多米尼克眼中的世界）。

·（宾馆里为大人物“安排”房间）。对医生的片面概括。应该加上一些正面的次要角色（为什么不是重要角色？）。目前只有一个场景是积极正面的：一群幼儿园孩子。即使是他们也被表现得像一群悲伤守旧的机器人（第91页）。

小说的以下部分应做调整：

·关于街道、泥泞、垃圾、黑暗、队伍、商品紧缺、疲倦而野蛮的人和混乱的描写）。

·（重复提及拥挤的交通系统，“乘客们要么抗争要么接受事实。我们的历史学家教导我们，抗争就是接受事实”）。

·（关于生存条件的评论：“工人阶级除了不幸，其他的一无所有”）。

·（对政治语言的嘲弄）。

·（外国人的行李被盗），（“本世纪的暴君”，对希特勒和斯大林没有做任何区分），（安全局），（关于狗的法律），（“残疾人年”），（“厌恶历史”），（玩笑、流言）。

读这样的报告我为什么会害怕？是因为第一次能够阅读一种我原本只能想象却从来看不见的“文字”吗？是因为它又唤起了我内心深处关于集中营和斯大林式恐怖统治的可怕回忆吗？还是因为它让我想起了流传在布加勒斯特的那些传言？我的作家朋友突然莫名地死去，一些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家被搜查，还有一个工程师的日记被偷看，在接受安全局调查的时候惨遭杀害。

我的极度兴奋让我变得鲁莽起来。那天下午我打电话到出版社社长的家里表达了我的惊愕和愤怒：“就这个东西吗？这就是用来挽救我的小说的东西吗？这就是那个神通广大的人答应给我们的‘帮助’吗？审查报告应该是讨论文学的专业评论，而现在这个东西却像是‘新式’警察的‘新式’胡言乱语！”

电话那头是长长的沉默。我意识到我太莽撞了。像我这样一个“可疑人物”的电话肯定会被监听，像出版社社长这样一个“官方”人物的电话也不例外。“这个读者的报告里提出一些建议，没有人强迫你一定要接受。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这么激动。”他非常平静地说着这些话，但话语中听得出他的尴尬和紧张。“明天你到我的办公室来一趟，告诉我你到底怎么打算。”他非常严肃地说。

第二天早晨我们在他的办公室里见面，在场的还有这本书的编辑。社长的语气非常正式，他必须这样（我们三个人都认为房间的某个地方安装着安全局的窃听器），但是我还是按捺不住我的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