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打破禁锢（第8/23页）

“那时不少印度人——不是很多，但为数不少——认为英国的统治会永远持续下去。我记得最清晰的事情之一是我父亲跟我外祖父的争辩。我外祖父是医生。”

“医生！”

“我告诉过你，我们家的背景只在经济方面算单纯。那次争辩——发生在大战期间——是关于印度的未来的。我那当医生的外祖父认为欧洲西方势力何其强大，因此印度几乎不可能摆脱英国的统治。纵使英国人战败了，还有德国人。因此，他所看到的未来仍然要被西方主宰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他也认为印度人没有能力治理国事——管理这个国家，统治这个国家。”

这使我回想起另一类早年对祖国文化的感受。在三十年代晚期及四十年代早期的特立尼达，我时而会看到贫穷的印度人睡在西班牙港的广场上。这些人从印度农村移民而来，他们的劳工合同在大约二十年前就期满了，却没能从雇主手中拿到回印度的盘缠，于是变成无人理睬的穷人。在殖民地都市里，他们更因语言而孤立，他们终其一生都得在街上当游民。在还相当年幼的时候，看着这些无依无靠的人，我会觉得我们是一群投诉无门的人。我们脱离了印度的悲惨状况，却没有政治上的代言人。我们固然面对着族群外的敌人，但这并不能完全解释我们的遭遇。我年轻时便往内看，想知道那在一方面支撑和哺育我们之中一些人并使我们产生充实感的文化——包括深奥但个人式的宗教、禁忌、社会理念等等——是否在另一方面正是让我们陷入挫折的原因。

苏婆罗门尼安说：“我也感受到这点，但方式跟你不同。这里有外国人，老百姓都变成了奴隶，全国受到掠夺。但这不仅是因为文化的关系，这是因为数百年来我们已经变得脆弱、停滞不前。”

他开始谈起印度历史的模式。

“我会回到阿尔贝鲁尼对印度人的批评上。”阿尔贝鲁尼是公元一○○○年左右的阿拉伯裔历史学家，当时在今天阿富汗境内加兹尼⑪的宫廷内任职。我们开始交谈时，苏婆罗门尼安就提过阿尔贝鲁尼这个人。阿尔贝鲁尼的著作是后人得以了解古代印度科学与学术成就的根据之一，关于印度人对那套学术所持的自负态度，他也写了一些著名的批评。

“我们变得自大自满。这里发展出一套系统，根据这套系统，印度文化及社会组织跟统治国家的军事领袖没有关系。这个国家的运作原则认定了国王会换人做，战争会继续打，但社会将持续下去，大体上不受那些事情影响。

“这多少是印度人缺乏历史意识的原因。如果你看看印度文化保存下来的东西——我们保留了数学、天文、语法方面的书籍。我们保存了婆什伽罗和查拉卡的东西。”这两人是七世纪的科学家。“保存下来的东西之中并没有国王或他们的战役的名称——这些不属于我们的传统。我们知道谁是婆什伽罗和商羯罗查尔雅。”商羯罗查尔雅是九世纪的哲学家，他足迹遍及印度各地，复兴了印度哲学，在一些地方设立了宗教会社（目前仍存在），据信三十二岁即逝。“但如果你问：‘一七○○年是谁在统治这地区？’大家都不知道答案，基本上他们也不在乎。

“但那正是这个国家的弱点，也导致我们在军事上被击败。在英国人统治下，情况有了改变。英国人来了之后，印度人慢慢认识到这些政治和军事上的败北是他们不能忽视的事。有些事在别的地方应该是自然的反应和自然的认定，在印度却必须经过一番思索才会有结论。这需要长久的时间。我们的觉悟来得很晚，迟至十九世纪。

“这是许多人共同的看法，所以大家要去上英国学校。我上的是一所用英语授课的学校，但学校的作风却非常印度式。主持校务的是正统印度教徒，但他们相信我们必须学习英语、科学和手工。学校的气氛很有激励的效果。我记得我的老师们对印度的未来时有争辩，甚至对甘地也存在意见分歧。现在回想起来，我还是有点难以相信，那学校里有些人确实乐于教育英才——有六七个老师吧，他们的薪水应该很少。你感受得到使命的召唤。我记得这么一位老师，他出于我现在仍无法明白的理由对我相当关心，还用自己的钱买了一本大科学家列传送我。”

“他是婆罗门吗？”

“他是婆罗门。那是一所由婆罗门发起的学校。”

我想起婆罗门对独立运动的贡献，他们对伴随独立运动而来的新兴社会理念的促进。我想起独立之后婆罗门对科学的贡献。

我说：“那么，婆罗门已经以某种方式回报了社会？”

“我不敢说他们已经回报了。他们还必须为我们社会中的许多事情负责。”苏婆罗门尼安在这里突然住口，转而谈起另一个相关的话题。“独立之后我们这个邦里发生了一场社会大革命，而那场革命是由独立所引起的。社会革命的结局是几年间政治优势便转移到不同的阶级。那是一场没有流血的革命，虽然印度境外的人对此一无所知。独立前，邦里的行政权都掌握在婆罗门手中。独立几年之后，权力易手——我指的是像世界其他地方一样的权力易手。目前的在位者属于不同的社会阶级。

“前一阵子总理的科学顾问还说，印度科学的问题在于从事科学工作的人中有太多婆罗门，而我们需要的是有更多低阶种姓参与的科学。但是，会有这么多婆罗门从事科学研究只是历史发展的结果。”

“你觉得受到了威胁？”

“毫无疑问。大学入学许可并不完全根据能力取得，不同阶级各有配额。许多婆罗门现在都觉得甚至教育也变成了难事。政府设定了配额，私立大学则太贵了。这可能是有那么多印度专业人士在国外的部分原因。”

当我从果阿搭车南下，途经杂乱但充满活力、到处可见到发展迹象的城镇，然后又路过耕耘得很好、正在采收的农田，那时我心里想着的是印度人——特别是印度教徒——的觉醒。如果苏婆罗门尼安没有错的话，那种觉醒中隐藏着一种讽刺：花了那么多心血促成觉醒的群体或种姓如今却感受到了威胁。

如果没有扩张的经济，单凭教育和抱负也成就不了什么。或许甚至可以说，扩张的经济是导致印度教育形态转变的原因。在工程师普拉瓦斯（Pravas）看来，独立之前一段时间，当英国人原先对法律与秩序的强调（特别是在一八五七年印度大起义之后）由于发展的理念而有所扭转时，经济扩张便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