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妇女时代（第9/10页）

“进占盐场示威的时候，我们每天都有游行。那是德里及北印度各处的妇女第一次走到屋外，走出闺房。我有一些亲戚被逮捕了。我叔叔坐了六个月的牢；他后来在尼赫鲁政府里当部长。”

也是在那时候，“整个国家动荡不安”，他开始有了从事出版业的念头。他喜欢阅读，把所有的零用钱都花在书报杂志上。

“我常往出版社跑，用手排铅字，只是为了好玩。我父亲喜欢搞印刷，我也很喜欢搞印刷。我十一岁读八年级时便决定要出版杂志。”

我觉得他说出了我的情况。在殖民时代的特立尼达，在差不多同样的年纪，我产生了——大抵上是经由当记者的父亲——一种对印刷、字母形状及不同字体铅字的喜爱，一种对手稿排版后文字之转变方式的惊奇。出于对那种过程的喜爱，我决定成为作家，至于要写什么，我或许不像维希瓦·纳特——在三十年代印度的动荡不安中——对他要出版的杂志那么有概念。

我们谈了一阵印刷。我问他印地语的铅字字体，我非常喜欢它们。它们看起来有力、优雅而合乎逻辑，同时也能真实表现书写的形态。我问维希瓦·纳特，他是否知道是谁设计了最早的印地语铅字字体。我认为那个设计者是印度人并很有把握，显然我错了。

“草图从印度被送到英国。天城文，”即从梵文衍生出来的印地文字体，“是在那里刻的。我们使用的所有铅字——用来印费伦的《辞典》，用来印所有的东西——都从英国进口。我们从英国进口天城文铅字，一直到二十年代印度境内成立铅字铸造厂为止。我们用的纸是进口的，机器是进口的，油墨是进口的。直到甘地发动了国货运动——使用印度制货品的运动，才有在印度生产东西的尝试。”

不过必须承认，这当中有帝国主义的一面。“事实上，这应该大大归功于那些英国官兵及学者，他们深入我们的文学传统，翻译婆罗门不想让他们自己小圈子以外的人知道的经典。”婆罗门的这一点是维希瓦·纳特无法释怀的事；这仍会令他悲痛，仍会刺激他。不过，他也总是有他专业的一面。他以印刷业者的热切谈着印地文铅字。

“梵文字体本质上是一种手写字体。它的字母中有上升线，有下伸线，有些字母左弯右拐，还有许多缩写体。要把这些字体制成活铅字实在是件不简单的工作。英文里有二十六个字母，有大小写两种字形。印刷厂里真的有两盘铅字，一盘是大写字母，一盘是小写字母。排印地文时你要用上四盘铅字。”有一盘缩写体，有一盘半字母，有一盘元音标记。他在一张纸上画了一个图，然后说：“不。需要五六盘铅字。”

他在和办公室相隔两个房间——在这向晚时分空荡荡的，桌上已经收拾干净，许多椅子也空着——的地方存放着旧铅字盘。他拉出几盘，让我看铅字：线条仍然完整清楚，活铅字的边缘磨损了，闪闪发亮。从这个顶楼的一个走廊，你可以往下看到一楼的海德堡印刷机，以及一叠叠印好的纸张。那里有一股油墨气味和暖热的纸味。

穿着白色的手织土布衣裤精神奕奕地穿过空荡的房间，他是——尽管没有雇员的尊敬来表明他的地位——这家印刷厂的所有人，对它的一切了如指掌，因为是他把它安排成这样的。

当我们回到他的大办公室——大桌子、褐色丝绒布面的转椅、矗立到天花板的玻璃门书柜、柜里的书、他出版的杂志的存档本、橱柜上的黑色湿婆雕像、一本老旧的美国《时尚》杂志——他谈起历史及他反婆罗门的执念。

“我年轻时，自由运动正值高峰。我们当了几百年奴隶。独立运动开始时，我们必须有些鼓舞自己的东西，让我们觉得自己不像英国人所说的那么糟。为了维护自尊，我们开始认为我们有非常古老的文明——当然，这样说有几分真实性。但是它自然也有它的弱点，而就是这些弱点使我们做了这么久的奴隶。

“一九三九年我开设自己的印刷厂时——过后不久我也开始出版自己的杂志——我开始读我们的古经文。我想亲自看看我们的文明究竟有多伟大或多崇高。当我细读我们的古代文学时，发现其中缺少了极其重要的东西。我越是研究经文，心思就越是不平静——于是就想到了这东西。”这东西就是：他的杂志的改革派色彩。

“印度宗教是信仰的混合物，混合了五百种宗教或信仰。我们从一开始就有改革运动。从文明刚出现时，我们就有反对正统宗教的改革派运动。结果是每一个改革运动都衰退成一个教派——林伽派⑨、雅利安社，无一不是。佛陀造反，耆那教的创立者摩柯毗罗造反，锡克教的创立者圣人那纳克师尊造反。不胜枚举。他们造反，堕落成教派，然后变得和先前正统的人一样正统。所以我没有穿上那些橘黄色长袍，到处参加那些研讨会，或向群众传教。我出版我的杂志。”

他的第一本杂志《商队》以英文发行，创刊于一九四一年。一九四五年他创办印地语的妇女杂志《莎丽塔》。两本杂志都有约一万五千本的销量。

“那在当时是很可观的销量。我曾发表一篇文章说闲逛的牛应该加以扑杀，结果引起了轩然大波。他们上街游行，整个城市到处都是海报。那是在一九五○年前后。”

但是《妇女时代》里并没有多少造反的倾向。人们甚至认为那是一份保守的杂志。

他说：“造反的倾向不在《妇女时代》里，而在我们的印地文杂志《莎丽塔》里，后者的销量是《妇女时代》的三倍。《妇女时代》比较偏重社会事务。它是教育性的，教导妇女那些没有人会告诉她们的简单事。”

这个偏重社会事务的说法倒跟南迪尼有出入。她说过那本杂志处理的是个人情况而非社会问题。他们不同的字词使用方式来自其不同的世界观、不同的假设与不同的教育程度。而且维希瓦·纳特对造反有他自己的看法。

“在《莎丽塔》里，我们铆足劲反对信仰男女诸神，甚至反对信仰上帝本身。上个月我们在《妇女时代》上刊了一篇文章，题目叫《祈祷导致自私与奉承》。”

他从书架取出一本存档杂志，让我看那篇文章。我想只有《妇女时代》能使用这么严厉的标题。不过那个标题倒大致准确地说明了文章内容，该文抨击所有宗教之信众所做的祈祷。文中充满维希瓦·纳特对印度历史的愤慨。该文说，在上帝面前贬低自己的人也会在专制统治者面前贬抑自己。这种带着历史评判并且提及专制统治者的写法似乎是要去除当代场景，给这篇文章一种年代久远的韵味，而这文章——其激情与大胆，还有附刊的当代照片——结果却出乎意料地不具攻击性，其批判对象与其说是宗教，不如说是那些想和上帝签订合约的蠢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