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师尊之影（第17/21页）

“我每个月到金庙见他一次。有一次他说：‘你应该多来几趟。’我说：‘我有家要照料。’他说：‘有几个小孩？’我说：‘两个。’他说：‘我也有两个小孩，神会照顾小孩。’然后他引用了一段经文，内容是关于留下后代自己远飞的候鸟的。他说：‘它们飞行几千英里，神给它们力量。’”

我问古特吉那几件以宾德兰瓦勒之名犯下的谋杀案，以及别人说是他指使的谋杀案。

“都是捏造的故事，企图中伤他的名誉。”

结束了蓝星行动——军队攻击金庙的行动，造成宾德兰瓦勒和他的许多追随者死亡，也使许多士兵丧命——官方声称古特吉是被击毙者之一。这让古特吉惊慌起来。“他们以一本关于锡克人人权的小册子为据，控告我煽动叛乱。宣称我死亡就是表示他们已经指示军警把我除掉。”于是古特吉躲藏起来，躲了四年多。

“《印度快讯》还登了我的讣告。内容大体上对我还算恭敬，不过其中却说我不跟穆斯林一起吃饭——那可就大错特错了。我投书给《印度快讯》说：‘请任何穆斯林准备好一餐可口的素食，我随时奉陪。’”素食倒不是问题所在，古特吉不是素食者。“但是，我不吃以穆斯林或犹太人方式宰杀的肉。这是第十代师尊的训诫，是我们入教时要接受的。这类宗教禁忌通常有更深一层的意义。”

古特吉对《印度快讯》那篇讣告会有这些反应，当然是因为他坚守锡克教徒的誓约。卡布尔·辛格针对锡克教徒誓约的重要性写了一本大书，古特吉给了我一本。他暂且按下蓝星行动之后转入地下的日子不提，另外讲了一则故事，解释第十代师尊如何告诫信徒不可跟穆斯林女人发生关系。

“西瓦·达斯的《锡克教基础》这本锡克教教本里有一段故事，讲的是十八世纪一个被迫改信伊斯兰教的人。他去找正在主持集会的师尊，告诉师尊说：‘我被迫改信仰了。’‘他们如何叫你改信？’‘我被迫吃了牛肉。’‘那并不会把你变成穆斯林。’‘我被割了包皮。’‘没人会因为那样就成为穆斯林。’‘我被迫念诵卡尔马。’‘那是主的名字，念了也不会使你变成穆斯林。’会众里有个人感到惊讶。他问师尊：‘那怎样才会变成穆斯林？’师尊说：‘跟穆斯林女人结婚，或是发生关系。’这话中有个含意，那就是，婚姻是出于自愿的。‘如果你自己愿意做穆斯林，只要那样，你就是穆斯林了。’师尊就这样让那个人放了心。”

如同一切殉难故事，这段末代师尊晚年的故事也关乎激发锡克尚武团结精神的迫害、悲苦和侵犯。不过，那倒不是古特吉的重点：依他的看法，锡克教是先知和天启的宗教。

我问他躲藏期间靠什么支撑，他说：“我想着，我跟族人在一起受难。还有另一个慰藉：这时期我最常读经。经文最强调的是人在世上应该怎样过活才会被神接纳。我认为我过的是那样的生活。我也读了不少，写了不少。因此，我在藏匿期间大有收获。我有机会好好思考事情的道理。”

“你谈到离家就读天主教寄宿学校那段经验时也是这么说的。你躲藏起来的日子可说是童年的重复啰？”

古特吉说：“我不知道是个性造就命运，还是命运无法改变。不过，总有些事会使你往某个方向发展。”

躲藏期间让他悲痛的一件事是卡布尔·辛格在七十五岁时过世。古特吉认识、敬爱卡布尔·辛格已经有二十年了。初次见面时对方让古特吉不舒服的爱发牢骚的脾气如今只被他当作无伤大雅的性情，迁就一下就算了，就像他也迁就对方其他任性的行为：他那么喜爱食物，他那么爱吃冰淇淋。他一次吃得下一磅冰淇淋。他常跟古特吉说：“你该吃冰淇淋，对肝脏好。”

古特吉说：“他很壮硕，倒不是很高，戴了粗框眼镜。身上总是有一两支笔，看来看去都像学者，腋下还老是夹着一本书或杂志，老是那样。”

被控侵占公款、被免除文官职位之后，卡布尔·辛格怨愤了将近四十年，他时而怨之，时而愤之。这没叫古特吉吃不消，也没让他有异心。他说：“每个锡克人心头都对不公不义满怀气愤。”他仍然会随时在这案件上为卡布尔·辛格挺身而出。古特吉已经犹如卡布尔·辛格的家人。老人家临终时他未能随侍在侧，这令他感到悲伤。

“最后，最高法院终于让我得到了一些保障。我向最高法院申诉，说当局对我进行的叛乱罪的指控是不实的，政府的用意是想骚扰我，对我进行人身伤害。最高法院裁定我可在七天之内到下级法院申请保释。我那样做了。就法律意义上来说，我还在保释之中。”

因为他被保释了，所以几个月前卡布尔·辛格的弟弟病危时他可以前去探望。古特吉说，那个家族属于一个自从第一代师尊以来就一直以苦行及传教为重的锡克教派——这或许是古特吉尊崇卡布尔·辛格的原因之一。

“他父亲是个小地主——大概有二十来亩地吧。另一个儿子完全未受教育，一辈子务农——卡布尔·辛格却读过剑桥大学。小儿子没读书，因此多继承了十亩地。去年我见到他时，这位弟弟已经垂死，他抱怨说卡布尔·辛格的亲戚想夺走那多出的十亩地。”

古特吉，卡布尔·辛格，宾德兰瓦勒：他们全是农家子弟。他们经历了大风浪；但在一切激情——关于宗教及纯信的激情——之下，小事情可以把他们带回更原始的起点，回到人们临终时对十亩土地的焦虑中去。

一九八四年二月某天，《印度快讯》驻阿姆利则的通讯记者山吉夫·高尔在金庙外被人持刀攻击。

“有一个阿姆利则的老扒手变成了政治活跃分子，首先为英迪拉的国大党效命，后来成为全印锡克学生联盟的会员。我替《印度快讯》写了一篇关于这名扒手的专题。文章刊出那天我前往金庙，他对我狠瞪了几眼。我的消息来源告诉我要小心。

“两个礼拜之后，两个年轻男人拿刀刺了我，其中一个缠了橘黄色头巾。他们先问我名字，然后开始攻击。他们在我大腿上刺了五刀。我听到另一个声音说，‘把他拉到里头’。我心想这下子没命了，因为先前个把月以来，我一直在报道在金庙水沟里发现的麻布袋装的五具尸体——金庙内的恐怖分子所杀的人。被杀的大多是锡克人，恐怖分子怀疑他们向警方通风报信。

“攻击我的那两个人把我丢下了，我往一家诊所走去。大家看着我，血从我裤子里渗出来。观看的人也爱莫能助。如果伸出援手，他们会大大得罪恐怖分子。我请一个摩托三轮车夫——金庙外头有不少——载我去看医生，这时才有两个锡克人帮助我。后来我得知帮我的两个人是共产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