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湖中之屋──重返印度(第7/10页)
旅馆里现在磨损的地毯有些在一九六二年时就存在于王宫里了。它们是特别织造的;有一天晚上我们谈到了它们。过后一个晚上,一个宾客的香烟头掉在我们所谈的一条地毯上,造成了一个烧焦的疤点。卡兰·辛格并不吃惊,也没表现出——停下话来,或使个眼神——在意或甚至注意到此事。
他的家族在这里统治了一百多年,他慷慨的作风是出于本能。对我而言,看这个统治者如何应付较日常的事物也很有趣。有一天傍晚,我们一起到斯利那加看电影。我们晚到,而且在灯还没亮时就提早离开了,接着我们迅速回到了王宫。有一天,我问卡兰·辛格的妻子他们有没有到过食物摊,例如在甜玉米收获旺季造访烤甜玉米摊。她说有,他们的做法是要五毛给一块——这让我现在还很想知道,既然有那样的做法,那么人们对这位统治者的要价会比对老百姓的要价少还是多。
我想买一条披肩,请亚齐兹和巴特先生帮忙。有天早上,我前往丽华大饭店,出于礼貌,我——纳齐尔站在我旁边——看了旅馆商店的存货。我找不到合意的,于是——为了等待与巴特先生有来往的真正的披肩商——纳齐尔带我到丽华大饭店的客厅去。他们先前都要我瞧瞧这间客厅,他们以它为荣。这是位于楼上、墙壁颜色亮丽的大房间,它装了滑动式玻璃窗,从房间看下去是旅馆前船来船往的水道。房间里有一幅金庙的照片——这或许是某个人的某种政治表态。另外还有一张褪色的画像,其中是一位克什米尔女孩。纳齐尔说,这女孩在传说中颇有名;她是个贫穷的农家女,但她的歌声赢得了一位国王的心。
亚齐兹上楼到客厅来。他叫人准备茶。上茶后,他陪我喝了一杯。斋月期间在某些情况下是可以喝茶的:譬如,巴特先生这阵子身体不适,便可以喝茶。亚齐兹带来了几张他在麦加的照片:一脸喜悦,为那趟虔诚之旅满心高兴。他是多么热爱生命啊!
我问亚齐兹:“亚齐兹,你记不记得一九六二年我到大公那边去了几次?”
过了二十七年,他还记得清清楚楚。他说:“你去吃了三次晚餐,喝过一次茶。”
这时,我想到问他我们在一起数月之久从未问过他的问题。他是在哪里出生的?他说,就在这里,湖上。他父亲是克什米尔人,祖父也是,他是纯克什米尔人。他父亲做生意,开了一家小店。直到十五年前,他说,克什米尔的人都是穷人。现在大家比较有钱了,现在大家已经“好转”,不过——他和纳齐尔都这么想——人比以前多出太多了。话说回来,亚齐兹以见过世面的口吻说,孟买、加尔各答、德里都有这个问题。
我纳闷,为什么一九六二年我那么少向亚齐兹问起他自己的事。羞怯,或许吧;不想探人私事;恐怕也是因为我认为作家该有一套做法:作家应该注重内心的种种,依自己的内心写作,用神奇的眼光观察事物的外表。
亚齐兹下楼去了,过后不久,我就看到披肩贩子的船驶近了丽华大饭店的浮船码头。他穿的褐色薄棉布宽松长裤被塞进拉得高高的厚毛袜里。他是中年人,身材修长,面貌瘦削。他戴了黑色、卷缩的皮毛小帽(跟巴特先生的一样),穿了黑鞋和黑色长下摆的印度式夹克,襟口的钩扣了起来(能看见最上面的钩):这副模样让他更像中亚人,而不像克什米尔人。他名叫沙里夫。
两个湖上男孩像抬轿子那样把他的锡质小箱抬了上来。他脱掉鞋子,在丽华大饭店客厅里的滑动式玻璃高窗下面的地毯上铺了一块布,然后跪下,从箱子里拿出几件刺绣长衫放在一旁,接着又谨慎地拿出用白棉布包成一小捆的高档披肩。我完全信任巴特先生对这件事的安排,沙里夫先生对其货品的敬慎态度证实了我的判断。他的东西确实不错,布质轻薄保暖,从某些角度看有类似波浪的织纹。他脱下毛皮小帽,让我看插在帽顶的针,然后说——同时指着他稍微红肿的眼睛——他不只卖披肩,他还自己做披肩。
他开价八千六百卢比。我请他卖便宜一点。他降到八千五,然后就不退让了。我要纳齐尔去请巴特先生来。纳齐尔就要下楼照办。他走到楼梯口(那里看下去就是以前我的卧室外的那片水面:现在增加了那么多建筑和船只,积了瓶子、包装材料和其他垃圾,水已经静止不动),停下来叫我。他想知道我站在哪里——意思是说,我有多认真。他说,巴特先生跟沙里夫先生很熟,也交代沙里夫先生要给我看好货、给我好价格。
亚齐兹又现身了。我们把沙里夫先生留在楼上,下楼到办公室去。纳齐尔拿来了我看上的披肩。亚齐兹摸了摸披肩,说他可以为这条披肩担保两年:沙里夫先生也是这么说的。巴特先生从前花园走了进来,接着沙里夫先生自己也下了楼梯。于是我们就在办公室里围着那条牛奶巧克力色、近褐色的披肩开起了会。
亚齐兹说八千五太贵了。沙里夫先生不以为然。亚齐兹说我可不是只来个两三天的观光客。沙里夫先生一言不发地离开办公室,从铺大理石的走廊走往旅馆商店。我看他是有点生气了。
纳齐尔倒说:“他要祈祷。”
沙里夫先生从店里拿了一条席子,摊在办公室正外面的白色大理石走廊上,就在这下起雨的时刻跪着祈祷起来。我们继续在办公室里谈价钱。
巴特先生说沙里夫先生是个好人。他们一起到麦加朝圣。纳齐尔说,沙里夫先生在清真寺带大家祈祷。他不但有威望,也言出必行。
沙里夫先生跪在那里祈祷,雨水就在他几英寸外的白色大理石上噼啪作响。
亚齐兹说:“还是给个七千五吧。”
最后就以这个数目成交了。他们根本没再问我,但好歹就搞定了价格。沙里夫先生做完祈祷,卷起席子拿回店里,回到办公室,拿起一份两三个礼拜前的乌尔都文报纸,开始对着巴特先生(他现在戴的眼镜镜片很厚)读起报纸内容。读完报纸之后,他慢慢折起那条可以穿过戒指的披肩,然后,同样慢慢地,从刚刚读过的乌尔都文报纸拿出一张,把折好的披肩包起来。
在这同时,亚齐兹让我看第三张他在麦加拍的照片,我则问了巴特先生一九六二年那几个月都没问的问题。开丽华大饭店之前他是干什么的?他回答说,是建筑商。他在一九五九年开设了旅馆,当时只有五个房间。三十年之后,旅馆变成了四十五个房间。
山谷里近来颇有些资金流入,许多人发达了,受过教育的新时代已经出现。但这些改善有一大部分却因人口成长而被抵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