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第54/58页）

汉斯·卡斯托普离开摆酒碗的圆桌，一摆手表示“去你的吧！”他瞅见小沙龙里空着位子，便用下巴点了点，然后坐到了右手靠门边的那个隐蔽角落里。他一言不发，兴许是觉得音乐太吵了吧。他替舒舍夫人拖过来一把椅子，一把所谓的凯旋椅，木头框架，绷着割毛绒的靠背和坐垫。他把椅子替她安放到适才指点的位置上，自己却弄来一把吱嘎作响、扶手活动的藤椅坐下；他与她面对面坐着，身子探向她，胳臂撑着扶手，手里拿着她那支铅笔，双脚却缩回到了椅子底下。克拉芙迪娅却深深埋在软椅里，以致膝头高高地拱了起来，可就这样仍一条腿搭在另一条腿上跷起二郎腿，让一只脚在空中摇来晃去；她脚上穿着紧绷绷的黑色丝袜，踝骨突出在漆皮鞋的边沿外面。在他们前面，有些坐着的疗养客站起来准备跳舞，把位置让给站累跳累了的客人。眼前于是人来人往。

“你穿着一件新衣服啊。”为了找借口欣赏她，卡斯托普说；但她却回答：

“那又怎么样？你对我的穿戴倒挺熟悉哩？”

“我说得不对吗？”

“对。它是我新近才叫人缝的，在村里的卢卡切克师傅那里。他替山上的女士们做了许多衣服。你喜欢吗？”

“很喜欢。”他回答，说着再一次盯着她看，然后才垂下眼睛，“想跳舞吗？”他还问了一句。

“你想跳吗？”她眉毛一扬，笑嘻嘻地反问；他却回答：

“乐意奉陪，如果你也乐意。”

“你可不像我想象的那么老实喽，”她说，他以笑声进行反驳，她便进一步讲，“你表兄已经规规矩矩地走了。”

“是的，他是我的表兄，”卡斯托普毫无必要地证实道，“我也早看见他走了。肯定已经上床了吧。”

“他为人一丝不苟，品行端正，是个标准德国青年。”

“一丝不苟？品行端正？”他重复道。“我听法语比说法语好。你是想讲他严肃古板。你认为我们德国人严肃古板吗——德国人一般都这样？”

“我是说你那位表兄。不过说句老实话，你们是有些小市民气。你们爱秩序胜过了爱自由，全欧洲的人都知道这点。”

“爱……爱……什么叫爱？这个词儿太花哨，意义太不确定。‘因为是别人的，所以就最可爱，’正像我们的一句俗语说的。”卡斯托普回答，“最近我有时思考自由这个问题，”他继续说，“就是讲，我常常听见这个词儿，于是就进行思考。我想用法语谈谈我的想法。所有欧洲人所谓的自由，比起我们对秩序的需要来，不是更加庸俗，更加小市民气吧——我想说！”

“天哪！真有意思。你在发这通奇谈怪论的时候，真正想到了你的表哥吗？”

“不，你知道他确实是个正派人，生性淳朴善良，不叫人担心。但他不是小市民，而是一位军人。”

“不叫人担心？”克拉芙迪娅吃力地重复着……“你的意思是，他身心健全，没有什么毛病？可我听说他病得很重哩，你这可怜的表兄。”

“这是谁说的？”

“这儿的人都传遍啦。”

“贝伦斯顾问告诉你的吗？”

“也许是叫我去看他的画时对我讲的。”

“也就是说：在给你画肖像的时候？”

“可能吧。你觉得那张像画得怎么样？”

“很好嘛。贝伦斯把你的皮肤的色调画得跟真人一样，确实十分逼真，害得我也想当一名肖像画家，以便有机会琢磨你的皮肤来着——像他那样！”

“明明白白地说德语好吗！”

“噢，我说德语，也说法语。这是一项既涉及艺术又涉及医学的研究——总之，你肯定明白，是有关人的学问的研究啊。怎么样，你想跳舞吗？”

“不想，这样做太幼稚。背着医生跳舞。一旦贝伦斯回来，大家又急急忙忙坐到椅子上，不是太可笑了吗，这！”

“你真这么尊重他？”

“尊重谁？”她的问话短促而又异样。

“贝伦斯呗。”

“去你的贝伦斯吧！再说这儿跳舞也嫌窄。何况在地毯上……咱们还是看跳舞得了。”

“好，看就看。”卡斯托普附和道。他脸色仍然苍白，用他那双像祖父一样富有思想的蓝眼睛，从克拉芙迪娅的身旁望过去，看着一帮子戴上了假面的肺结核病人，在这边的大厅和那边书写室中蹦来跳去。其中有搂着蓝衣亨利的哑大姐，有身着燕尾服和白马甲，装扮成了舞会先生的萨洛蒙太太。只见穿衬衫的胸部高高隆起，却画着胡须，戴着单眼镜，由一双从极不协调的男式黑长裤下伸出来的漆皮高跟鞋支撑着，在那儿进行旋转。她搂着的舞伴是个小丑，一张白脸上嘴唇涂得血红，目光畏畏缩缩的跟患白化病的兔子一样。披小斗篷的希腊人穿着淡紫色的紧身裤，迈着均匀的步子，围着穿袒胸露背深色闪光长裙的拉斯穆森跳来跳去。身着和服的帕拉范特检察官以及伍尔穆勃朗特总领事夫人和小青年根泽，他们甚至臂膀挽着臂膀，跳起了三人舞。至于施托尔太太嘛，她则跟自己紧抱在心口上的扫帚在跳；她亲昵地抚摩着扫帚的鬃毛，好像那是一个站在面前的男人的头发。

“看就看吧。”汉斯·卡斯托普机械地重复着，在钢琴声中，他们嗓音很低，“咱们就坐在这里旁观，像在梦里一样。这对我就像做梦，你必须知道，我们这么坐着就像做梦——一场深沉、迷茫的梦；要做这样的梦，必须睡得很沉很沉才行啊……我是想说，这是一个我熟悉的梦，一个我曾长久追求的梦，一个漫长、永恒的梦。是啊，像现在这样与你促膝而坐——就有永恒的意义啊。”

“好一位诗人！”克拉芙迪娅道，“小市民、人文主义者再加上诗人——这就等于标准、地道的德国人了！”

“我担心，我们根本谈不上是标准、地道的德国人，”卡斯托普回答，“不，我们也许只是——生活中的问题儿童罢了，仅此而已。”

“说得很好。那么你再说说……早一些做这个梦，是不是也不太困难呢。阁下您下定决心来跟您的女仆我搭话，是不是嫌晚了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