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第59/68页）

汉斯·卡斯托普表示钦佩，但不惊异。大学生团体的情况也是这样，他认为。他们也是终生抱成一团，善于安插自己的人，以致谁要不是团体的哥们儿，谁就几乎不可能在仕途上和教会中真正有所作为。因此，塞特姆布里尼先生拿那些显要是共济会员的事实作为该会的荣耀，也许并不完全恰当；可以反过来认为，有那么多会员身居高位恰恰证明共济会的巨大力量，证明它显然比塞特姆布里尼先生乐于承认的更多地操纵着世界事务。

塞特姆布里尼莞尔一笑。他甚至将拿在手里的一册《共济会》当扇子扇起来。卡斯托普自以为给他设了个圈套吧？他问。或者甚至指望引诱他，使他不慎将团体的基本政治精神和政治本质说出来吧？“枉费心机啊，工程师！我们公开地、毫无保留地认同于政治。对于一些傻瓜眼里含着的敌意，我们根本不在乎——这种人在贵国有的是，工程师，别的地方几乎没有——他们听不得政治这个词儿。人类的朋友却压根儿不承认政治和非政治的区别。不存在非政治。一切都是政治。”

“绝对的？”

“我清楚，有些人以为挺不错，可以指出共济会的思想原本并不带政治性。可这些人是在玩文字游戏，他们划的界线早已被认定是虚幻的和没意义的了。首先，至少西班牙的共济会打一开始就显示出某种政治色彩——”

“我能够想象。”

“您很难想象，工程师。您别以为生来就能够想象许多东西，而是要努力吸收和消化——我请您这样做，为了您自己的利益，为了您的国家的利益和欧洲的利益——再者，我还要请您牢记，共济会的思想从来都不是，任何时候都不是非政治的。它不可能如此，即使自以为如此，那也意味着自己欺骗自己，有意模糊本身的性质。咱们是什么人？是建设者和他们的帮手。一切的一切只有一个目的，让人类成为兄弟这个基本原则是全部理想的精华。最美好的理想像什么样？未来的建筑是怎样的？那将是合理的社会，完美的人类，新型的耶路撒冷。在整个世界还有什么政治或非政治可言？社会的问题，人类的共存问题，本身就是政治，彻头彻尾的政治，也仅仅是政治。谁献身于解决这个问题——不肯做这种献身者就不配称为人——他也就献身于政治，内在的和外在的政治，他也会理解，共济会的艺术就是执政的艺术……”

“执政……”

“……光明派共济会确实懂得为政之道……”

“太棒啦！塞特姆布里尼先生。执政的艺术，为政之道，都叫我喜欢。不过，该回答我一个问题：您是基督徒吗，你们会里所有的人都是吗？”

“为什么？”

“请原谅，我愿意用另一个问法，一个较一般的简单问法。你们信仰上帝吗？”

“我会回答您的。可您干吗问这个？”

“我原不想诱惑您，可是在《圣经》里有一个故事，说的是某人用一枚罗马钱币去诱惑上帝，结果得到的回答是：把属于皇帝的给皇帝，把属于上帝的给上帝。我觉得，这样的区分方式也划清了政治与非政治的界限。要是上帝存在，政治与非政治的区别也就存在。共济会员信仰上帝吗？”

“我保证给您回答。您谈的是一个统一的共济会；可是令所有善良的人感到遗憾，今天还不存在这样的统一，还只是在为实现统一而努力。还不存在共济会的世界联盟。这样的联盟要是建立起来了——我再说一下，目前正不事声张地尽一切努力在完成这一伟大事业——那么，毫无疑问也会有统一的宗教信仰，而且将是：消灭下流的宗教信仰。”

“必须是吗？那可不符合宽容精神喽。”

“宽容的问题您几乎没资格谈，工程师。牢牢记住吧，宽容将是犯罪，如果对象是恶的话。”

“上帝是恶吗？”

“可形而上学是恶。因为它没有任何益处，只会使我们放松建造社会庙堂的努力，消极怠惰。早在三十多年前，法兰西的‘东方大师’已率先将上帝的名字从他的全部文件中勾销掉了。咱们意大利共济会员紧跟着他……”

“够天主教气派！”

“您的意思是……”

“我是认为，将上帝的名字划掉是非常有天主教气派的！”

“您想说……”

“没什么值得一听的，塞特姆布里尼先生。请别对我的胡说八道太认真！我只是突然觉得，似乎无神论就是某种超级的天主教理论，似乎将上帝的名字划去，只是为了天主教的信仰更坚定。”

塞特姆布里尼先生歇了一口气，显然仅仅出于对教育效果的考虑。在适当的缄默之后，他回答说：

“工程师，我远远谈不上有动摇您的新教信仰的奢望，也不愿侮辱您。我们谈到了宽容……没有必要再强调，我对于新教不仅仅是宽容；作为受良知钳制的历史反对派，它始终受到我深深的敬仰。印刷术的发明和宗教改革，现在是将来也仍然是中欧对人类做出的两大杰出贡献。没有疑问。不过，听了您刚才的一席话，我不怀疑您会完全理解我的意思，如果我向您指出，那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它还有第二个方面。新教思想掩藏着某些因素……您的宗教改革家的人格本身也掩藏着某些因素……我指的是宁静和沉潜于内心，这些都是非欧洲的，都有着与这个崇尚行动的大陆的生活准则相异甚至敌对的性质。您好好瞧瞧他，瞧瞧这位路德！您仔细观察观察他的画像，早年的和后期的！他有怎样一个头颅，怎样的颧骨，眼睛的位置多么罕见啊！我的朋友，那是亚洲啊！要说那里头没有索本人、斯拉夫人、萨马喜阿人的血统在起作用，我才会奇怪，才会奇怪得要死哩。本来，贵国的天平岌岌可危地保持着平衡，而这个人的强大影响——谁愿意否认呢——却给其中一个秤盘增添了不幸的重量，一个可怕的砝码落在东方的秤盘，致使西方的秤盘今天还在空中摇摇晃晃……”

说着，塞特姆布里尼先生离开立在小窗前的可折叠写字几，踱到摆着饮水瓶的圆桌旁边，以便靠他的学生近一些。汉斯·卡斯托普呢，则坐在紧挨着墙的床沿上，没有靠背，只好一只胳膊肘支着膝头，手托着腮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