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学里（第15/15页）

我把信折叠起来，还给她，但罗拉摇了摇头。“请您给他写一封信吧，菲利普先生！”她说，同时眼泪一滴一滴地从脸颊上滴下来。她又小声地、吃力地补充说：“他的心意是好的。”

“您不想亲自去吗？”我问。

她用那种恳求的、绝望的目光凝视我，我悔不该向她提这个问题。

“罗拉，”我说，“难道就没有人能帮忙了吗？”

她低下头，用前额抵住窗玻璃，那朵白玫瑰仍在她那乌黑油亮的头发上散发着香气。“他活着的时候，只不过是一个可怜的蠢人，”她说，强忍着抽泣，“他毕竟是我的父亲，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爱过我——哪怕是现在，他也不会嫌弃我。”

她说完这一席话，我们俩就都不做声了。不知怎么的，我竟抓住了她的双手，她任凭我握着她的手。这时，我听到，从房子另一边，从大厅那里，传来野伯爵呼唤她名字的声音。

她吓了一跳。“罗拉，”我说，“您就不能摆脱这个人吗？”她瞪大眼睛，悲伤地望着我。“哦，能够的！”她低声说，我觉得好像看到她的嘴角浮现一丝微笑，但笑里似乎含着一种诡诈。这时，又一次，多次地听到越来越近的呼唤她的声音。

她赶快擦干眼泪。“珍重，菲利普，再见！”她轻声说。我感觉到那双小手紧紧地握了握我的手。然后她就走了。

我不知道自己又在那几棵树下来回走了多久。当大厅里的音乐忽然停止，我听到大猫头鹰的叫声时，我才又清醒地意识到我周围的一切。

当我后来为了越过石阶走上人行小道，经过那所房子的正面时，我又一次看见了罗拉。她站在廊道下，一只胳膊搂着柱子，从树木之间的缝隙看着山下的海，那里正好有一道闪电的亮光划过水面。

在海滨

我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总思索着怎样找母亲帮忙为罗拉安置一个别的避难地，而最难的也许是我如何说服她接受这个计划。

第二天早上，我醒得很晚。醒时弗里茨“市长”——小时候我们习惯于这样称呼他——站在我床前，用他那双诚实的眼睛笑眯眯地看着我。很快我们就并排坐在沙发上，弗里茨兴高采烈地讲述了仍留在海德堡的我们共同的朋友。但我只用半个耳朵去听，我的思想仍萦绕在昨夜的经历上。

过了一会儿，经我提议，我们离开房子，沿着海岸并排走在那条榆树林荫道上。这时，我心上的重压减轻了一些，才把我所知道的关于罗拉的一切和我跟她的经历都讲给他听了。弗里茨默默地听着，只是有时半个嗓门嘟囔一句粗俗的骂人话，一边用脚把路上的小石子踢开，要么就挥拳一击，好像他手里握着一把剑。

这个动作并不只是挥挥而已。八天以后，他在决斗场上果真站在野伯爵对面。但野伯爵凶狠一击，弗里茨被刺伤了，这个伤疤现在还很清楚呢，他只要一生气，它就像一道红色闪电在他的额头上发光。

当我们走出林荫道，进入树林，快到蜿蜒向上即可通往跳舞厅的人行小路时，我们看到树丛的另一侧，有很多人站在海岸上。他们离水很近，好像在忙着把一个什么东西放在地面上——那东西是什么，我们一点也看不清。此刻，一个渔民装束的人走上来。“下面发生了什么事？”我边走边问。

“没什么好事，先生！”他回答道，“一个年轻的姑娘遭了不幸。”

“罗拉！”我喊道，不由自主地抓住我朋友的手。

他吓得大叫一声。“你说什么呀！”他抗拒地说。

我们怀着同样的心理，默默地穿过树丛，从山上走到海滨。路上，我听到下边的人在纷纷议论。“她可能是有什么病吧？”一个沙哑的声音说。“一定是位高贵的小姐！她穿着这么华丽的衣裙投水自尽。”随后归于沉寂。在晨风中，只听得到澎湃的涛声。

当我走出树丛时，强烈的阳光从辽阔的海湾照射过来，刺得我睁不开眼睛——她也就躺在这强烈的阳光下。我们走过去时，渔民们闪向两旁，我们不受干扰地仔细看了看她。毫无疑问，正是罗拉。苍白的面孔静静地挨在海岸的沙滩上，那双跳舞的小脚现在从裙下露出来，一动也不动，马尾藻和贝壳挂在那滴着水的黑发上。那朵白玫瑰已经不在了，它也许飘到大海里去了。

从那天早晨起，又过去了很多年。在大学城教堂墓地上，长着很高的杂草的一边，立着一块白色大理石墓碑。上面写着：“莱诺拉·波莱佳——三个生活在德国不同地区的同乡立”。

（关惠文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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