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学里（第8/15页）

我哑口无言了。对这样的指责，我没有一点心理准备。这样的大事我还从来没想过，我不知道应该怎样回答。

我还在愣神呢，听见小姑娘低低地说了一声“再见”，我抬头看时，她已经消失在那些房子的黑影里了。我还听见小心翼翼地开门的吱呀声、门铃低微的丁零声。随后，我转过身去，慢慢穿过宫殿花园走回家。

没有先到我父母的起居室里吃晚饭，我直接上了楼梯溜进我的房间。我像喝醉了酒似的扑在床上。一刻钟以后，我听见门开了，我半睁着眼看见母亲拿着盏灯走到我的床边。她哈腰看我，但我闭上了眼睛，继续做我的梦。尽管告别时没有许诺，但我觉得我的手攥着一条玫瑰花饰带，我的生活道路就要随着这条带子走向未来了。

今天晚上我这样渴望一人独处，但第二天早上我又渴求到人群中去了。我心中产生了一种新的自由感和优越感，现在我很想在他人面前炫耀。一吃完早饭，应景似的回答了母亲的烦人的问话，我就到我朋友克里斯多夫的作坊里去了。他正专心地忙着挑选小块的桃花心木贴面板。

“你做什么好东西？”我问。

“针线盒。”他说着，头也没有抬。

“针线盒？给谁做的？”

“给莱诺拉·波莱佳。我妹妹要送给她做生日礼物。”

我从侧面看着他，脸上露出傲慢的微笑。“罗拉大概是你的宝贝吧，克里斯多夫？”

这位憨厚的好青年听到我的这个不讲情面的问话，刷地满脸通红，直红到耳根。他好像对他的狼狈相很气愤。“你们当初就不该把她拉到你们拉丁跳舞学校去！”他说，同时愤愤地把他的刀劈进那片桃花心木薄板里去。

“你大概嫉妒了吧，克里斯多夫？”我问。

他没有回答，他半似自言自语地嘟囔了一句：“除非她是我妹妹！”

这是我唯一的一次胜利，因为以后我怎么努力都没有再单独跟罗拉会面。整个夏天，有几个星期天下午，她在花园背后的人行道上碰到过我，但由克里斯多夫和他的妹妹陪伴着，而那个好青年又那样骄傲地走在她身边，好像愿意为了她跟全体拉丁人作对似的。每当我跟他们攀谈起来时，她自己也显然在寻找各种理由催促他人快走。

后来，在米迦勒节集市开始时，又搭起了旋转木马，我又一次大胆地抱定希望。每天晚上，黄昏一到，我就到广场去。我总找这样那样的借口丢开我的朋友弗里茨，结果弄得他非常不高兴。但在偶尔出现的那些女骑者中，我始终没有找到那个细高个儿的褐姑娘，我跑到这儿来原本就是为了找到她呀。我一个人穿过宫殿花园的一条条黑暗的小道，无精打采地重寻第一次溜走了的幸福回忆。

当我冬初遵照父命离开家乡的拉丁语学校，到德国中部的一所文科中学去深造时，这一切便突然结束了。我的捕蝶网是不是还在荒原边的那棵茂盛的树上挂着？我不得而知。我再也没有到过那里。那种黑莓蝶，直到今天我也没有捕到。

在大学里

从那时起，过去了好多年。

我离开那所隐修院式的学校的藩篱以后，才头一次回到家乡来消磨秋天的几个星期。我所有的同学中，只有克里斯多夫还留在家乡的小巢里。其余的人，包括弗里茨，都飞走了。有的去过快活的大学生生活，有的远涉重洋，有的坐在商人昏暗的写字间里，总之，都根据各人的志愿和情况决定了自己的去向。克里斯多夫已成长为一个粗壮的小伙子，他在准备外出。他已升为帮工了，正打算出去游历。但在此之前，我们又一起在他父亲的作坊里做了一次工。一个送给我上大学的很大的烟盒，便是我们的劳动成果。我从母亲那儿得知，那位精力充沛的波莱佳太太已于一年前暴病身亡，她的女儿不久后就迁到州立大学所在的小城一位未婚的老姑妈家里去，这位老太太已立遗嘱认她为一小笔财产的唯一继承人。那座窗前有菩提树的房子，母亲死后已卖出还债了。法国裁缝只好在另一家裁缝铺里当了一名伙计，日子过得倒也快活。一个星期天下午，我遇到他时，他正坐在教堂墓地一角的长凳上。他那突出的颧骨上的皮肤更黄了，他的黑头发几乎全白了，他有些咳嗽，但晒着太阳他好像感到很舒适。“喂，菲利普先生！”他认出了我，高声说着，把他那瘦长的手的两个手指伸给我，别的手指还握着那个老式的谁都熟悉的陶瓷烟壶。“当初——那是什么时代呀，菲利普先生！”他叹了口气继续说，“我的老伴，她已经带着她的五味瓶到那边的黑十字架底下去了。那孩子，那罗拉，”他吞咽了几次，又吸了一撮鼻烟——“您一定听说过了！——她不愿意，她不愿意丢下她可怜的父亲一个人不管，我不得不用力把她搂住我的小手掰开。但又有什么办法呢！孩子应该有孩子的幸福啊！”他低下头，双手懒洋洋地放在膝盖上。“我可以把她的信拿给您看！”接着他又说，“您会看见，菲利普先生，您是一位有学问的人！那字迹那么可爱，所有的话语都那么亲切美好，就是一位侯爵夫人也不能写得更好了！”

就这样，他又说了一阵子，直到我离开他。

我没有再见到这位法国裁缝，因为几天后我就动身先到别的州的一所大学里去学习法律了。过了半年，我母亲写信告诉我（我曾把我看到裁缝的情况告诉过她）：波莱佳先生，路易十六宫廷暖炉火夫的孙子，也在黑十字架下面找到了永恒的安宁。

三年以后，我来到我们的州立大学，以便考试前在这里修完法定一年的功课。前一学期我在海德堡曾和弗里茨住在一起，他也想在明年秋天回去。但我的朋友克里斯多夫已经读完了他的“大学”，现在他是一个大家具店的领班工人。一天下午，我在公园里遇到他，他坐在那里好像是在想什么心事，面前摆着一大杯淡啤酒，香烟的烟雾在他周围缭绕。他那很重的金黄色的络腮胡子和漂亮的市民服装，使我很靠近他时才认出他来。当我一声不响地把手放在他肩上的时候，他急忙骄傲地转过头来看我。我没戴有颜色的帽子，但显然可以看出我仍属于他所不喜欢的“拉丁人”之列。不过他一认出了我，眼睛一亮，显得无比惊喜。“菲利普，是你吗？”他说，同时像一个女孩子忸忸怩怩地拉起我伸过去的手紧紧地握着。我们在一起谈了很久，谈我们的家乡、我们的父母和同龄人。当我后来回想起那次不幸的冰上滑行时，我也打听了一下我们小时候共同的恋爱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