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洛维夫人（第28/55页）

平衡，神圣的平衡，这个威廉爵士的女神，是在他巡视病房、垂钓鲑鱼，及布莱德肖夫人在哈利街产下儿子的时候获得的一种观念。布莱德肖夫人自己也喜欢钓鱼，而且她的摄影技术和专业人士简直不相上下。崇拜平衡的威廉爵士，不仅自己事业繁荣，而且也使得英国繁荣起来。他把女疯子隔离起来，禁止她们生育；他处罚绝望的人，使这些不合时宜者无法传播他们的观点，直到他们也获得他的平衡感——如果他们是男的，就属于他，而如果她们是女的，那就属于布莱德肖夫人（她刺绣、编织，每周有四个晚上陪儿子一起过）。这样不仅他的同事尊敬他，下属害怕他，就连病人的亲戚朋友也都深深地感激他，因为他坚持说这些善于预言的男女基督们，他们能预言世界末日或上帝的降临，应该躺在床上喝牛奶，威廉爵士就是这么命令的。威廉爵士以他治疗这类病例三十多年的经验，再加上他始终正确的直觉，判断出这种感觉就是疯狂。实际上，是他的平衡感替他做出的判断。

但平衡感有个姐妹，很少微笑，更加严厉，是个女神，即使现在也依旧致力于——在印度的炎热与黄沙中，在非洲的泥泞与沼泽中，在伦敦的贫民窟中，总之，只要是恶劣的气候和狡猾的魔鬼会引诱人们去背离真正信仰的地方，也就是她的真正信仰——冲破神殿，打碎偶像，并以她自己的严厉外表来取而代之。皈依就是她的名字，她凌驾在弱者的意志之上，她喜欢惹人注目、强加于人，欣赏刻在大众脸上的她自己的面容。在海德公园一角，她站在一只木桶上面讲道；裹着白衣，伪装成一个宣扬手足之情的人，如做着忏悔般地在工厂和国会里活动；提供帮助，但也觊觎权力；粗暴地打击那些持不同意见者、心怀不满者；把她的祝福送给那些抬头仰望着她的人，这些驯顺的人在她的眼睛里找到了光明。这位女神（蕾西娅·沃伦·史密斯猜出来了）在威廉爵士的心中也占有一个位置，尽管是隐秘的，在大部分的时间里，都在一种似是而非的伪装之下，以某种脆弱的名义：爱、职责、自我牺牲。他该怎么办呢——筹措资金、宣传改革、创办医院，这些都是多么累人的活呀！但是皈依，这个吹毛求疵的女神，比起砖瓦来，她更爱鲜血，而且以最微妙的方式享受着人类的意志。比如，布莱德肖夫人。十五年前她就已经屈服了。你根本找不出任何理由：没有吵闹，也没有呵斥，只有缓慢地下沉，沉入水中，直到她的意志转变为他的。她的微笑很甜美，她的屈服很迅速。哈利街的晚餐，有八九道菜，要招待十到十五个专业人士，总是办得从容不迫、礼数周全。只是在那天晚上，一丁点细微的疲倦，也或者是不安，紧张的抽搐、哆嗦、困惑、支支吾吾，表示出——要相信这一点实在是痛苦——这位可怜的女士在说谎。很久以前，她曾有过自由自在地钓鲑鱼的经历，而现在，为了及时满足她丈夫对支配和权力的狂热追求，这种欲望会使他的眼睛油光发亮，她麻木，挤退、修理、消灭了自我，退缩在后，偷偷张望。因此她弄不明白是什么造成了那天晚上的不愉快，还弄得大家都头昏脑涨的（很可能是因为那些专业性太强的话题，也或者是要做一个了不起的医生所导致的疲惫，因为他的生活，照布莱德肖夫人的说法，“是属于他的病人的，而不是他自己的”）。所以，当十点钟的钟声敲响，客人们终于可以呼吸到哈利大街上的新鲜空气时，真感到如释重负。然而，这种安慰，他的病人们是无福消受的。

在灰色的诊所里，墙上挂着相片，四周摆放着昂贵的家具，在磨砂玻璃的天窗下，病人们了解了自己的罪行有多么严重。他们蜷缩在扶手椅里，看着他为了他们的利益，挥舞着手臂做出一系列古怪的动作。他突然伸出手去，又猛地收回来放到屁股上，为了证明（如果病人们冥顽不灵的话）威廉爵士能够控制自己的举止，而病人们不行。于是，有些弱者崩溃了，哭了起来，向他投降；而另一些人，天知道受了什么疯狂的极度刺激，竟当众辱骂起来，骂威廉爵士是个该死的骗子；还有更为不敬的，竟然质问起生命本身来。人为什么要活着？他们问道。威廉爵士答复说因为生命是美好的。对于布莱德肖夫人来说那是当然的，因为她那戴着鸵鸟毛装饰的相片就挂在壁炉架上，还因为他的收入，每年差不多有一万两千镑呢。可对于我们，他们抗议说，生活可没有那么慷慨大方。威廉爵士默认了他们的说法。他们是一群缺乏平衡感的人呀。也许，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上帝呢，他耸了耸肩。总之，活着还是不活，难道不是我们自己的事吗？可他们在这一点上恰恰弄错了。威廉爵士有个朋友在萨里，他们在那里教授一门艺术，威廉爵士坦言那是一门复杂的艺术——教你如何获得平衡感的艺术。此外，还有家人间的亲情，荣誉，勇气，以及辉煌的事业。所有这一切都是威廉爵士坚决拥护的。如果这些都没能取得成功，那么他将不得不依赖于警察和社会的公正力量，他非常平静地说，这些力量会在萨里把那些主要由于出身卑微而引起的反社会冲动处理好，使其得到控制。然后，那位女神就会从她的藏身处悄悄地溜出来，登上她的宝座，她的欲望便是镇压住抵抗，将她的形象永不磨灭地树立在他人的神殿里。于是，这些赤身露体的、无力自卫的、筋疲力尽的、无依无靠的人，便只得接受了威廉爵士那钢铁般的意志。他猛扑过去，他狼吞虎咽，他把这些人统统关起来。正是这种决心与人道的组合，使得那些牺牲品的家属们还对威廉爵士感激涕零呢。

可是，沿着哈利街走去的蕾西娅·沃伦·史密斯却大声地喊出，她不喜欢那个家伙。

哈利街的时钟在一点点地蚕食着这个六月里的一天，将它切碎捣烂，将它细细分割，仿佛在劝诱着服从，维护着权威，并异口同声地指出平衡感具有至高无上的价值，直到浩荡的钟声越行越远，只剩下牛津街上一家店铺门口高悬着的一口广告钟，还在那里温和又亲切地报时，好像里格比和朗兹商店很乐于为大家提供免费的信息，告诉大家现在是下午的一点半。

抬头望去，只见店名里的每一个字母都代表着某个时辰。人们下意识地感谢里格比和朗兹商店能够把格林尼治标准时间告诉大家，而这份感谢（休·惠特布莱德在橱窗前流连，他如此想道）自然会引发人们日后去购买这家商店里的鞋袜。他这么琢磨着。他习惯如此。他想得并不深。他的思想如蜻蜓点水，一忽儿学陈腐的古文，一忽儿又搞当代语言，还马不停蹄地憧憬君士坦丁堡、巴黎、罗马的生活，以前还热衷过骑马、打猎、网球。有个家伙戏弄他说：现在他穿着长丝袜和短裤在白金汉宫做警卫，只有天知道他在守护着什么宝藏。不过，他干起这差使来确实很有效率。他已经为英国的上流社会服务了五十五个年头。他还认识好几任首相呢。据说他跟他们的交情还很深。如果说他确实没有参与过任何重大的时事，也从未身居过要职，那至少有一两次微不足道的改革还是应该归功于他的：改善收容所的居住条件是一件，保护诺福克郡的猫头鹰是另一件，女佣人们也有理由要感谢他。此外，他还多次给《泰晤士报》写信，要求人们捐助善款，呼吁公众保护环境、保护动物、清除垃圾、控制吸烟、禁止公园里的堕落行为，他还在信末署上真名，人们为此对他肃然起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