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洛维夫人（第30/55页）

“你们知道谁来伦敦了吗？”布鲁顿女士突然想起来，“是我们的老朋友，彼德·沃尔什。”

他们都笑了起来。彼德·沃尔什！达洛维先生是真的很开心，米莉·布拉希想，而惠特布莱德先生只关心他的鸡块。

彼德·沃尔什！他们仨，布鲁顿女士，休·惠特布莱德，还有理查德·达洛维，都想起了同一件事——彼德那时候是怎样痴情地坠入了爱河，然后遭到拒绝，去了印度，遭受打击，陷入窘境。理查德·达洛维竟然也非常喜欢这个亲爱的老家伙。米莉·布拉希从他棕色眼睛的深处看出来了，他在迟疑，权衡。她觉得观察他很有趣，达洛维先生总是让她觉得有趣，此时他在想什么呢，她思忖着，他是怎么看彼德·沃尔什的呢？

这个彼德·沃尔什曾经爱过克拉丽莎。达洛维吃完午饭会直接回去找克拉丽莎的，他会告诉她，用尽甜言蜜语告诉她，他有多么多么爱她。是啊，他一定会这么说的。

米莉·布拉希几乎爱上了这样寂静的时刻，而达洛维先生又总是如此可靠，是个不折不扣的绅士。现在，到了四十岁的年龄，只要布鲁顿女士点点头，或者突然回一回头，米莉·布拉希都会立刻收到信号，无论她正处于怎样一种超然的出神状态，生活都无法欺骗她那出污泥而不染的灵魂，因为生活从没给过她任何哪怕只有一点点价值的东西：没有美丽的鬈发，没有迷人的微笑、嘴唇、面颊和鼻子，什么也没有。布鲁顿女士只要点一下头，她就会立刻指示帕金斯快点上咖啡。

“是的，彼德·沃尔什回来了。”布鲁顿女士说。这似乎使大家都觉得有那么一点骄傲。他回来了，历经了磨难，遭遇了失败，回到了他们的安全港湾。但要帮助他，他们沉思着，是不可能的，因为他的性格上有缺陷。休·惠特布莱德说我们当然可以在某某某面前提到他的名字。一想到他要给政府机关的头头脑脑们写信，写什么“我的老朋友，彼德·沃尔什”之类，他就会百分百地皱起眉头，露出一副可怜巴巴的模样。可这也无济于事——从长远角度来说，一切的努力都无济于事，因为彼德的性格有缺陷。

“和什么女人惹了麻烦。”布鲁顿女士说。他们都猜到了，问题总是出在这个方面。

“不管怎么说，”布鲁顿女士急于摆脱这个话题，说道，“我们应该听彼德亲口告诉我们整个事情。”

（咖啡迟迟没有上。）

“地址呢？”休·惠特布莱德嘟哝道。这立刻在整日围着布鲁顿女士效劳的灰色潮水中激起了一阵涟漪，这些仆人们代她收信，代她拒客，将她裹在一层极细的薄膜中，以抵抗人世的风风雨雨，以缓解人间的纷纷扰扰，在布鲁克街的这幢房子里铺上了一张细网，已经为布鲁顿女士服务了三十年的花白头发的帕金斯，把一切都在这张网里归置得井井有条，以便在需要时能立刻拿取。此时，这位老仆把地址写了下来，把它递给了惠特布莱德先生，他拿出袖珍笔记簿，扬了扬眉，把它夹在最重要的文件中，说他会让伊芙林去请彼德来吃午饭的。

（仆人们在等着惠特布莱德先生用完餐好上咖啡。）

休吃得太慢了，布鲁顿女士想。他发福了，她看得出来。理查德总是能把身体保持在最佳状态。她等得不耐烦了，她的整个身心都在断然地、无疑地、强势地把所有那些不值一提的琐事驱逐出去（彼德·沃尔什和他的事情），从而只关注那唯一的计划，这个计划不仅得到了她的关注，而且是一个监督她灵魂的细胞，是她身上最为本质的部分，没有了它，米利森特·布鲁顿就不成其为米利森特·布鲁顿了。这计划就是让那些出身良好的男女青年移民去加拿大，并帮助他们获得远大前程。她夸夸其谈了。她也许是失去了平衡感。在别人看来，移民并非是什么显而易见的救赎之道，也不能代表什么崇高的理想。对他们而言（对休、理查德，甚至对忠诚的布拉希小姐而言），移民并不能使封闭的自我获得释放，而这个强壮勇猛、营养良好、出身名门、直率冲动、感情外露、缺乏反省能力的女人（她爽朗而单纯——为什么不能全世界都是爽朗而单纯的人呢？她自问）觉得自我在她的内心里冉冉升起，青春一旦老去，自我就必须投入什么目标——也许是移民，也许是解放。无论是什么，她的灵魂都会分泌出每日的精华将这个目标围绕，使它势必成为一种晶莹剔透、光辉灿烂的东西，一半是明镜，一半是宝石，此时，它小心地躲藏着，以防被人耻笑，彼时，它又自豪地展示在世人的面前。简单说来，移民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布鲁顿女士本人。

可她必须写信。给《泰晤士报》写一封信，她常对布拉希小姐这么说，要比组织一支远征南非的队伍还要费劲（在战时，她确实组织过）。在经过一上午写完了撕、撕完了写的苦斗之后，她常常会有一种身为女性的无用之感，这样的感觉她从未在别的场合体会过，随后她会满心佩服地想起休·惠特布莱德，因为他拥有——没人会怀疑这一点——给《泰晤士报》写信的才华。

一个和她天赋全然不同的人，把握语言的能力如此之强，措辞能写得投编辑所好，有那种你不能简单地称之为贪欲的热情。布鲁顿女士常常保留对男人的评价，那是为了对他们能够和宇宙的神秘法则和谐相处表示敬意，没有一个女人能做到这一点。他们知道如何写文章，也明白别人话里的意思。因此，如果理查德帮她出点子，休帮她写信，她相信一定能成的。于是，她让休吃完他的蛋奶酥，还问候可怜的伊芙林，直等到他们抽烟的时候，她方才开口说道：

“米莉，你去把信纸拿来好吗？”

布拉希小姐走了出去，然后又回来了，把信纸放在桌子上。休拿出了他的水笔，他那支银色的水笔，已经用了二十年，他说着，旋开了笔帽。它依然完好无损，他曾给制造商看过，他们说，为什么一定会磨损呢，没有道理呀。反正要归功于休，还要归功于他用这支笔表达出来的感情（理查德·达洛维这么觉得）。休小心翼翼地开始写起大写字母，还在空白处画上花环装饰，布鲁顿女士脑子里的那一团乱麻就这样被绝妙地梳理了一番，直梳理到文字干净、语法正确，布鲁顿女士看着这了不起的变化，心想《泰晤士报》的编辑大人一定会满意的。休写得很慢。休很固执。理查德说人就该冒冒险。休提议为了顾及别人的感受而做些修改，理查德不以为然，休相当严肃地指出“必须要考虑别人的感受”，同时念了起来：“因此，我们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在我们不断递增的人口中，青年的数量是过剩的……我们对死者应尽的责任是……”，理查德认为这些都是华而不实的废话，不过放在这里当然也没什么坏处。休继续打草稿，将那些表现最为崇高的感情的词语按照字母顺序记下来，一面掸落背心上的烟灰，不时把他们取得的进展总结一下，直到最后，他读出了这封信的草稿，布鲁顿女士很肯定地认为这是一篇杰作。她的本意真的像他念给她听的那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