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洛维夫人（第34/55页）

好吧，她该怎样来为自己辩护呢？现在她明白了原因，感觉舒服多了。他们认为，或者说至少彼德认为，她喜欢强人所难，喜欢有名人簇拥在她的周围，还都是些大人物哩。总之，她就是个势利之人。好吧，彼德也许这么认为。理查德只是觉得她有点傻气，这么喜欢追求刺激，因为她自己也知道这样对她心脏不好。这样太孩子气了，他觉得。可他们俩都错了。她真正喜欢的只是生活。

“就是为了这个我才举办派对的。”她说道，大声地对生活说道。

由于她躺在沙发上，独自幽居，免除了责任，她如此明显地感觉到这理由成为了一种具体的存在。大街上嘈杂的声音是这个存在身穿的长袍，阳光明媚，它轻轻地吐出灼热的气息，拂动了百叶窗帘。不过假使彼德这么对她说：“是的，是的，可你的派对——你的派对有什么意义呢？”她能回答的只有（可别指望有人会明白她的意思）：它是一种奉献。听上去实在玄乎。可彼德凭什么以为生活都是一帆风顺的呢？——这个永远都在恋爱，永远都会爱上错误女人的彼德，他凭什么来批评她呢？你的爱又有多少意义呢？她也许可以这样问他。而且她也知道他的回答：爱是这个世界上最为重要的事，任何一个女人都不可能理解它。很好。可不也没有任何一个男人能理解她的意思吗？他们谁能理解生活的意义呢？她无法想象彼德或理查德会无缘无故去举办这麻烦得要命的派对。

但是挖掘得再深一点，在人们的冷嘲热讽之下（这些批评，多么肤浅，多么琐碎啊），在她自己的内心里，这个她称之为“生活”的东西，对她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哦，太奇怪了。某某人在南肯辛顿，某某人在北贝思沃特，还有别的人，比方说，在梅费尔。她一直都能感受到这些人的存在，她感觉那是一种莫大的浪费，一种莫大的遗憾，要是能把那些人会聚起来该有多好呀！于是她这么做了。所以说它是一种奉献：为了联合，为了创造。可是要奉献给谁呢？

是为了奉献而奉献，也许吧。横竖，这都是她的天赋。除此之外她一无所长，不会思考，不会写作，甚至连弹钢琴都不会。她分不清亚美尼亚人和土耳其人，却又喜欢成功的感觉，讨厌生活的不便之处，一心想博得他人的好感，说起废话来滔滔不绝。直到今天，如果你问她赤道是什么，她还会无言以对。

然而，日子还是一天天地过下去，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到了早上你必然会醒来；看看天空，在公园里散散步；碰到休·惠特布莱德，然后是彼德的突然来访，然后是这些玫瑰，这足够了。再然后呢，是死亡，多么令人难以置信呀！——一切都会完结，全世界没有一个人知道她有多么热爱这一切，多么热爱，这每时每刻……

门开了。伊丽莎白知道母亲在休息。她轻手轻脚地走进来，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是不是有哪个蒙古人遭遇了海难漂流到诺福克海岸（就像希尔伯里太太说的），后来就和达洛维家的女士们搅在了一起，也许是在一百年前吧？达洛维家的人，从总体上说，都是金发碧眼的，然而，伊丽莎白截然不同，头发是黑的，白净的脸上有一双中国人的眼睛，有一种东方的神秘感，性格温柔、体贴、文静。小时候，她具有一种十足的幽默感，可现在她十七岁了，克拉丽莎一点也弄不明白，她为何会变得那么严肃，如一朵风信子，包裹在亮绿的叶片中，只露出淡淡的花蕾，一朵照不到阳光的风信子。

她非常安静地站着，看着她的母亲。但门微微开着，基尔曼小姐在门外。克拉丽莎知道，穿着雨衣的基尔曼小姐，在专注地偷听她们的谈话。

是的，基尔曼小姐站在楼梯口，穿着一件雨衣，但有她的道理。首先，它便宜；其次，她已经四十出头了。所以，她不用为了取悦别人而穿衣。而且，她没有钱，穷到了叮当响的地步。否则她不会接受像达洛维家的那种工作，他们是有钱人家，这样的人家喜欢和善待人。达洛维先生，说句公道话，是个和气的人。但达洛维太太不是。她仅仅是在屈尊俯就而已。她来自所有阶层中最无聊的一个阶层——有钱阶层，有点鸡零狗碎的文化知识。他们家里到处都是奢华之物：画像，地毯，仆役成群。基尔曼认为，自己完全有权利消受达洛维家为她提供的一切。

她被骗了。是的，这么说并没有夸张，因为一个姑娘当然有权利享受某种幸福吧？而她从来也没有幸福过，因为她人穷手又笨。还有，就在她在多尔比小姐的学校里可能有机会获得幸福时，战争爆发了，而且她从来也不肯说谎。多尔比小姐觉得，她还是和对德国人和她持同样观点的人待在一起好一些。因此，她不得不退了学。她家有德国血统，那是事实，十八世纪时，她家的姓拼作“Kiehlman”，但她的兄弟也是在战场上被德国人打死的呀。他们把她扫地出门，就因为她不愿意违心地承认德国人都是恶棍——她有德国朋友呀，她一生中仅有的幸福时光是在德国度过的呀！而且，她毕竟读过些历史。她不得不接受她能够找到的任何工作。达洛维先生是在她为公谊会工作期间认识她的。他同意了让她来教他女儿历史（他真是太慷慨了）。另外她也接些函授班之类的活。然后，我们的主对她显灵了（说到这儿，她总是一个劲地点头）。在两年零三个月之前，她看见了我主的光芒。从此，她再也不羡慕克拉丽莎·达洛维那样的女人了，现在她只觉得她们可怜。

她打心底里可怜她们，也瞧不起她们。此刻，她站在柔软的地毯上，看着一幅画着个戴皮手笼的小姑娘的古旧版画。过着这么奢侈的生活，还能指望世道会变好吗？她不应该躺在沙发上——“我妈妈在休息，”伊丽莎白刚才这么说的——而应该在工厂里干活，或者去站柜台。达洛维太太和所有那些高贵的夫人们，都得工作！

两年零三个月之前，既伤心又愤怒的基尔曼小姐走进了一座教堂。她听了爱德华·惠特克牧师讲道，听了唱诗班的男孩子们唱的赞美诗，她见过了神圣的光芒降临人间，不知道是音乐还是歌声（她在夜里独自一人时也会用小提琴安慰自己，但拉出来的声音实在是一种折磨，她真是没有音乐细胞啊），使她内心里火热翻滚着的愤怒缓和了下来。她坐在那儿，泪如雨下，后来还去拜访了惠特克牧师在肯辛顿的私人住宅。是上帝之手的功劳，他说。上帝为她指明了方向。所以现在，每当她心里翻滚起如此灼热如此痛苦的感情，每当她感觉对达洛维夫人恨之入骨，对这个世界满怀抱怨，她就会想到上帝。她就会想到惠特克牧师。怒火就会被冷静所取代。一种甘甜的滋味浸润了她的血管，她的嘴唇张开了，威严地站在平台上，穿着雨衣，用沉稳又阴险的平静目光看着和女儿一起走出来的达洛维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