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洛维夫人（第42/55页）

她戴上帽子，跑过了一片玉米地——那会是在哪儿呢？——跑上了一座山，在大海附近的一座山，因为那儿有船只，鸥鸟，蝴蝶。他们坐在巉岩上。在伦敦，他们也是像这样坐着，在半梦半醒间，透过卧室门溜进她耳朵里的，是下雨声，人们的窃窃私语，干枯的玉米秆发出的沙沙声，大海的轻抚，她这么觉得，拱起的海浪将他们围住，然后再放到海岸上，对着她呢喃低语，她觉得自己飞舞在天上，如坟墓上的飞花。

“他死了。”她说着，对那位可怜的老妇人露出了微笑，老妇人淡蓝的眼睛忠诚地盯住门口，保卫着她（他们不会把他抬到这里来的，对吗）。可菲尔默太太对这个想法不屑一顾。哦，不，哦，不！他们马上就会把他抬走的。不该先通知蕾西娅吗？结了婚的人应该待在一起的，菲尔默太太想。可他们必须按大夫的吩咐办。

“让她睡吧。”霍姆斯大夫说着，给蕾西娅把了把脉。她看见他站在窗口的黑糊糊的大致轮廓。原来他就是霍姆斯大夫。

文明的一次胜利，彼德·沃尔什想。这是文明的一次胜利，当他听见清脆、尖利的救护车铃声传来时。救护车富有人道精神地迅速载上某个可怜的家伙，迅疾地、利落地向医院飞驰而去：可能是脑袋受伤，也可能是突发疾病，也可能是就在一两分钟前在某个路口被车撞了，这种事也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的。这就是文明。从东方回来后，文明给了他很深的印象——伦敦的效率、组织、互助精神。每一辆货车和马车都主动闪到一边，给救护车让路。也许这有点变态，但人们对救护车里的牺牲者所表现出来的尊敬，难道不也令人感动吗——忙碌的人们匆匆往家里赶，但同时也不由地想到会不会是自己的妻子在那车子里面，或者想到他们自己也很有可能变成车子里的那个倒霉蛋，四仰八叉地躺在担架上，医生护士陪在旁边……唉，只要脑子里一出现医生、尸体之类的东西，人们的思绪就会变得多么扭曲，多么伤感啊。由这种视觉刺激出来的快乐的灵光一现，或者说一种欲望，告诫人们从今往后别再去想那些事——对艺术，对友谊，它都是致命的。然而，彼德·沃尔什想，救护车转过街角进入另一条街，尽管依然能听见清脆尖利的铃声，它沿着托特纳姆法院街继续往前，铃声一直闹着，那是孤独的特权，在私下里，一个人会按自己的选择行事。如果没人看见，你也许会流泪。正是他的极度敏感，造成了他在印度的英国人圈子里四处碰壁。他总是不合时宜地哭，或不合时宜地笑。我身上有那毛病，他站在邮筒前想道，此刻就能感动得眼泪汪汪。怎么会这样，真是天晓得。也许是一种美，还有白天的重负，它开始于对克拉丽莎的拜访，炎热与紧张把他折磨得筋疲力尽，各种印象接踵而来，一滴滴地流进了他的内心深处，那里又深又暗，一个永远都没人了解的地方。也许是因为它吧，它既神秘又完整，它不容侵犯，他发现生命是一座神秘的花园，花园里曲径通幽，隐秘的角落星罗棋布，充满了神奇。真的，这样的时刻，可以教人屏住呼吸。他站在大英博物馆对面的邮筒前，感受着这样一个时刻，刹那间，各种事物都聚拢到一起，这辆救护车，生命和死亡。他仿佛被喷薄的激情推上了一个高高的屋顶，而他的那具躯壳，则如一片散布着零星贝壳的洁白海滩，空空如也。这造成了他在印度的英国人圈子里兜不开——他那极度的敏感。

克拉丽莎曾经，在某地和他同乘一辆巴士的顶层，那时的克拉丽莎真的很情绪化，很容易受感动，一会儿觉得绝望，一会儿又兴高采烈，激动起来会浑身发抖，是个多有趣的伙伴呀。从巴士顶层她能看见各种稀奇古怪的小事、名称和人物，他们俩过去常常一起在伦敦街头游荡，从苏格兰市场买回大袋大袋的宝贝。克拉丽莎在那时有一个理论——他们有无数的理论，开口闭口都是理论，当时的小青年都这样。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他们会有不满的情绪——不了解别人，别人也不了解他们。而他们又是怎样彼此了解的呢？他们天天见面，然后是半年不见，再然后是多年不见。这样的状况是不能让人满意的，他们都这么认为，我们对别人的了解是多么有限呀。可她说，坐在巴士上沿着夏夫茨伯里大道而去，她觉得自己无处不在，她不是在“这儿，这儿，这儿”（她轻扣着座位的靠背），而是在任何地方。她挥挥手，沿着夏夫茨伯里大道而去。她就是这个样子的。所以，要了解她，或了解任何人，我们必须要找出帮助她完善了自我的那个人，甚至是那个地方。她和从未交流过的人之间有一种奇特的引力，街上的某个女人，柜台里的某个男人——甚至和树木，和谷仓。最后总结为先验论，她对死亡的恐惧，使她相信，或者说她宣称自己相信（因为她满脑袋的怀疑论），由于我们的灵魂，我们所表露出来的部分，与别的部分（未表露出来的部分）比较起来是那样的一种瞬间存在，而那未表露出来的部分会伸展到极广阔处，它也许能生存下来，能附着在这个那个人身上而恢复过来，甚至死后也能在某些地方流连……也许吧——也许。

回顾一下这几乎长达三十年的友谊，她的理论是多么奏效啊。由于他常常缺席和各种因素的干扰（比如今天早上，就在他正准备好好和克拉丽莎谈一谈时，伊丽莎白突然闯进来，像匹长腿的马驹，年轻漂亮，笨嘴拙舌），而他们实际的会面又往往短暂仓促，有时甚至是痛苦的，这对他的生活造成了无法估量的影响。这里面有一种神秘感。这实际的会面，就像是别人给你的一粒坚硬、粗糙、感觉不舒服的稻谷，常常使你感觉痛苦得要命。然而在别离的日子里，在最没有可能的地方，在多年的杳无音信之后，它会盛开出来，吐露着芬芳，开放出花朵，让你抚摸，让你玩味，环顾一下四周，你就能得到对它的完整感受及理解。他就是那样想起她来的：乘在渡船上，在喜马拉雅山上，最离谱的事情都能勾起他的回忆（萨利·西顿，这个热情大方的傻姑娘，也是如此！看见蓝色的绣球花，她就会想起他来）。她对他的影响是他认识的任何人都不及的。她总是骤然来到他的面前，完全出乎他的预料，冷冰冰的，像个贵妇，开口就喜欢批评人；或者风情万种，罗曼蒂克，令人联想起英国的田野和丰收的季节。他常常在乡下看见她，而不是在伦敦。在伯尔顿的一幕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