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洛维夫人(第49/55页)
她的老朋友哈利爵士在那儿呢。
“亲爱的哈利爵士!”她说着,走到这个和蔼的老头身旁,他画糟的画要比圣约翰林画院里任意两个画家的失败作品加在一起都多(他的画作上总是有牛,站在日暮的池塘边饮水,或是取抬起一条前肢、牛角上扬的姿态,来代表“有陌生人来到了近旁”,因为他对牛的姿态颇有些研究——他的所有活动,外出吃饭啦,赌赛马啦,都是靠站在日暮的池塘边饮水的牛来得以实现的)。
“你们笑什么呀?”她问他。因为威利·蒂特科姆和哈利爵士,还有赫伯特·安斯蒂都在大笑。可是,哈利爵士却说,不能告诉克拉丽莎·达洛维(尽管他非常喜欢她,觉得在她那种类型的人中,她可以说是近乎完美,并扬言要给她画像呢)有关音乐会舞台的事。他拿她的派对来取笑她,打趣说这里没有他想喝的白兰地。这个圈子,他说,高出了我的层次。但他喜欢她,尊敬她,尽管她那该死的、难对付的上流礼节使他无法开口要求她坐到自己的大腿上来。此时,一团飘荡的鬼火,一团模糊的磷光,也就是老希尔伯里太太,迎上前来,在哈利爵士的大笑声(他在笑公爵及夫人)中伸出手来。她刚才在房间的另一头听见这笑声,这使她对某个问题似乎更有了确信,有时她一大早起来,但又不想让女仆准备早茶,这个问题就会来打搅她:我们终有一天会死的,那是多么确凿无疑的事啊。
“他们不会把他们的趣事告诉我们的。”克拉丽莎说。
“亲爱的克拉丽莎!”希尔伯里太太喊道。今晚的你呀,她说,看上去跟我第一次看见你母亲时简直一模一样,当时你母亲正戴着灰帽子在花园里漫步呢。
克拉丽莎的眼睛里真的噙满了泪水。她母亲,在花园里漫步!可是,哎呀,她必须要走了。
因为,布莱尔利教授在那里,他是教弥尔顿的,正在和小吉姆·赫顿说话(即使是参加这么一个派对,他也不会系好领带、穿好西装背心、把头发打理得光滑平整的),即使在离这么远的地方,她也可以看出他们是在吵架,她看得出来的。因为布莱尔利教授是只十足的怪鸟。他拥有那么多的学位、荣誉和讲师资格,所以在他遇见那些三流文人时,会立刻觉得这里的空气对他那古怪的性格不利:学识渊博,性格却腼腆,有种缺乏诚意的、冷峻的魅力,势利而又天真。如果他从一位女士蓬乱的头发或一个青年人的皮靴中意识到底层社会的存在,毫无疑问,这个底层社会是由那些热情的叛逆青年组成的,他就会发抖:这个社会里尽是些认为自己是天才的家伙,对于他们,他只得晃晃脑袋、抽抽鼻子——哼!——谦虚的美德呢,想要欣赏弥尔顿,就需要一点古典文学的熏陶。关于弥尔顿,布莱尔利教授(克拉丽莎看得出来)与小吉姆·赫顿(他穿着双红袜子,因为黑的那双还在洗呢)话不投机半句多。于是,她赶忙插进去干预。
她说她爱巴赫的音乐。赫顿也一样。这是他们俩之间的纽带,而赫顿(一个糟糕透顶的诗人)老是觉得达洛维夫人是那些对艺术感兴趣的贵妇人中最了不起的一位。她是那么严肃,多奇怪呀。谈到音乐时,她完全不带个人的感情色彩。她是个相当古板的人。但她的样子又多么迷人呀!她把家里布置得那么好,虽说拿来招待这班教授实在有点浪费。克拉丽莎有点想把他拉走,想让他坐到里间的钢琴前面去。因为他弹出来的简直是仙乐。
“可太吵了!”她说,“太吵了!”
“这是派对成功的标志喔。”教授彬彬有礼地点点头,随即步履轻快地走开了。
“他知道弥尔顿的一切呢。”克拉丽莎说。
“真的吗?”赫顿说,他会在汉普斯特德的每个角落模仿教授的样子:教授谈论弥尔顿,教授谈论谦虚的美德,教授步履轻快地离开。
但是,她必须过去和那一对情侣说两句了,克拉丽莎说,就是盖顿勋爵和南希·布洛。
他们可没有明显地增加派对上的喧闹声。他们肩并肩站在黄窗帘边上,并没有在说话(或者说,即使他们在说话,你也听不见的)。他们很快就会一起躲到别处去的,可无论在哪里,他们从来都没有多少话要说。他们喜欢观察,仅此而已,已然足够。他们看上去非常干净,非常健康,她涂脂抹粉,如杏花盛开,而他则洗漱干净了,眼睛像鸟儿一般尖,所以不会错漏一球,没有任何突击会让他吃惊的。他击球、跳跃,动作精准,反应敏捷。只要他勒紧缰绳,就连赛马的嘴都会发颤呢。他有荣誉感,祖传的纪念碑啦,在老家教堂里飘扬着的家族旗帜啦。他有他的职责——管理佃户。他有母亲和姐妹。他整天都待在洛兹板球场,达洛维夫人走过去的时候,他们在谈论的正是这些内容——打板球呀,看电影呀,堂表亲们这样那样啦。盖顿勋爵真的非常喜欢达洛维夫人。布洛小姐也是。达洛维夫人的风度多迷人啊。
“你们能来真是太好了——太有劲了!”达洛维夫人说道。她喜欢勋爵。她热爱青年人,还有南希,穿着由巴黎最伟大的艺术家设计出来的天价服装,站在那儿,衣服上的绿花边看上去那么服帖,就像是从她的身体里长出来的呢。
“我原本打算开舞会的。”克拉丽莎说。
如今的青年人不会闲聊。他们干吗非要闲聊呢?他们会大呼小叫,会搂搂抱抱,会跳旋转的舞步,会在拂晓时起床,会拿糖果喂小马驹,会亲吻、爱抚他们那可爱的中国犬的鼻子,会浑身湿漉漉地跳进水里游泳。英语这笔巨大的宝藏,它赋予了人们交流感情的力量(在她和彼德年轻的时候,会彻夜争论不休呢),可是,毕竟不是属于当今的年轻人。语言的力量原本可以充实青年人呀。他们会和自己的家人很好地交流,但独自一人时,他们也许就变得相当沉闷了。
“真可惜!”克拉丽莎说,“我原来想办舞会的。”
他们能来实在是好得无以复加了!不过要说跳舞嘛,所有的房间里都已挤满了人!
披着围巾的老海伦娜姑妈在那儿。哎呀,她不能再陪他们了——盖顿勋爵和南希·布洛。她得去招呼老帕里小姐了,那是她的姑妈呀。
因为海伦娜·帕里小姐还没有死,她还活着呢,已经八十出头了。她拄着拐杖,慢慢地爬上了楼梯。她坐在了一张椅子上(是理查德扶她过去的)。了解70年代缅甸的人们都被领来见她了。彼德到哪里去了?他和老姑妈以前是很要好的朋友呢。只要一提到印度,甚至是锡兰,她的眼睛(不过有一只眼珠是玻璃的)就会慢慢深沉起来,变得湛蓝,眼前浮现出来的,不是人物——她对总督、将军、乱党什么的全无温柔的回忆,也不存骄傲的幻想——而是兰花,和一道道山隘,以及60年代里苦力们抬着她穿越荒山野岭的情景,或者是下轿去采兰花(令人啧啧称奇的花,以前从没见过),好让她之后画些水彩画。一个不屈不挠的英国女人,尽管不时会受到战争的干扰,譬如,一颗炸弹在她家门口爆炸,从而打破了她对兰花和自己在60年代里在印度旅行的情景的沉思,使她感觉烦躁不安——不过,彼德走过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