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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厂长说：“好吧，叫他回去工作，其他的你也都要告诉他。之后，让他来找我。”

“行。”伊利亚斯说。他越过那条线，微笑着和纽柯克在同一桌坐下来。

弗兰克·帕克兰已经径直走到了那个年轻黑人的身边，这个小伙子并没有因为早晨的事离开工厂。帕克兰诚恳地和他交谈起来。起初，小伙子一脸不自在，不过没过多久就害羞地咧开嘴笑了笑，点了点头。领班拍着小伙子的肩膀，朝伊利亚斯和纽柯克的方向做了一个手势，而那两个人还在桌子那边坐着，脑袋凑在一起。这个年轻的流水线工人再一次咧嘴一笑。领班伸出手去，小伙子稍微犹豫了一下，握住了这只手。马特·扎列斯基心里纳闷：不知道换作自己，能不能像帕克兰一样处理得如此妥当。

“嗨，头儿！”流水线远处传来一声叫唤，扎列斯基转过身去。

原来是内饰检查员，他是流水线上的老员工了，个子矮小，脸长得像极了希特勒。难怪下面的工人都叫他“阿道夫”，他自己好像还挺喜欢这个外号，甚至故意把短发梳到前面遮住一只眼睛，而扎列斯基也从来都没记住过这个人的真名。

“嗨，阿道夫。”副厂长小心翼翼地从一辆黄色敞篷车和一辆湖绿色轿车中间穿过，走到流水线的另一边。“今天车身的质量怎么样？”

“更糟的日子我都见识过了，头儿。还记得世界职业棒球赛的时候吗？”

“我可不想再想起来。”

世界职业棒球赛期间和密歇根狩猎期开始的那几天，是令汽车生产行业人士倍感焦虑的日子。旷工率达到高峰，即便是领班和监工也难以避免。质量直线下滑，世界职业棒球赛期间的情况更为严峻，因为大家的注意力都在便携式收音机上，而对工作就没那么用心了。马特·扎列斯基记得，1968年世界职业棒球赛的高潮时期，底特律老虎队获胜的时候，他沉下脸向妻子弗雷达袒露了心声：“我真希望把今天生产的汽车卖给我的死对头。”那是他妻子去世的前一年。

“不管怎么说，这辆特制车还可以。”阿道夫（暂且不论他的真名是什么）已经敏捷地在湖绿色轿车上跳上跳下了。现在，他把注意力转移到了后面那辆内置凹背折椅的亮橘色跑车上。“我敢打赌，这辆车一定是给金发姑娘的，”阿道夫在车里大声说，“我也想在车里追求她。”

马特·扎列斯基大声回话：“你已经有一个轻松的工作了。”

“追到她，我会觉得更轻松。”检查员从车里出来，露出色眯眯的微笑。工厂里的逗趣打诨向来粗浅通俗。副厂长狡黠一笑以回之，他明白，工人在8个小时的流水线上很少能有机会交流，而这就算其中之一。阿道夫又潜入另一辆汽车里，检查车内情况。扎列斯基刚刚说得没错，和流水线上大多数别的工人相比，他的工作的确轻松不少，不过这通常是要论资排辈才能得到的。但是，既不能比别人多挣钱，又没有实权，这份工作其实也有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要是检查员尽职尽责，对所有做得不好的工序都不放过，那么就会激起民愤，手下的工人也会用他们的方式给他找麻烦。领班也一样，对那些过于热心的检查员感到厌烦，不管是谁，只要给自己管辖工段的生产拖后腿，他们都会记恨。高层管理者对每一个领班都有生产配额的要求，也包括马特·扎列斯基在内，所以，领班们都有生产配额的压力，而领班实际上是可以压倒检查员的，这是常事。在汽车厂里有一句经典台词就是“随它吧”，当有不合格的装备和产品在流水线上前移时，领班嘴里就会嘟囔这句话——有时候会被检查员抓住，但绝大多数时候不会。

在休息区，工会委员和纽柯克正从餐桌起身。

马特·扎列斯基往前面的流水线看了看，那辆湖绿色轿车已经往前移动了好几个车身位，车上好像有什么东西引起了他的兴趣。他决定赶在这辆车出厂前，前去一探究竟。

在前方的流水线上，他可以看到弗兰克·帕克兰已经快到自己平时的领班位置了，大概已经回去工作了吧，现在纠纷已经解决，也没他什么事情了。不过，他估计今后帕克兰在维持纪律的时候，可能会更难执行。但是，管他呢——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帕克兰的问题得由他自己去解决。

当马特·扎列斯基再次穿过流水车间时，纽柯克和工会委员朝他走了过来。这个黑人举止随意，这会儿站着，显得比刚才坐在餐厅里时更高大了。他正咧着嘴笑，棱角更加分明，和身材相配。

伊利亚斯报告说：“我已经告诉纽柯克兄弟，我为他争取到的结果了。他同意回去干活，也知道之前没干活的这段时间也有薪水可以拿。”

副厂长点点头，他没想抢工会委员的风头，而且要是伊利亚斯想弄出一点儿小冲突，让事情听起来像是天桥之战[2]，扎列斯基也不会反对。但他一针见血地跟纽柯克说：“你不用嬉皮笑脸的。没什么好笑的。”他问伊利亚斯：“要是再发生这种事情就更没什么好笑的了，你告诉他了吗？”

“他把该说的都跟我说了，”纽柯克说，“不会再发生这种事情，不会无缘无故地再发生了。”

“你还挺傲慢的，”扎列斯基说，“是因为你刚被开除就又能回来工作的原因吗？”

“不是傲慢，先生，是气愤！”这个黑人做了一个动作，把伊利亚斯也包括进来。“这是你们这些人，你们所有人都不能体会的。”

扎列斯基厉声说：“我对你在厂里大打出手，闹得天翻地覆也感到很气愤。”

“不是灵魂深处的气愤。没有燃烧至愤怒的地步。只是一种想要发泄的不满。”

“别逼我。我也可以另做处理。”

纽柯克摇摇头。对于这么一个大块头来说，他的声音和动作温和得惊人；只是他的眼神还在燃烧——一种浓郁的灰绿色。“哥们儿，你不是黑人，你不知道那意味着什么。不是愤怒，不是生气，是一种从一出生就仿佛有一百万根针扎在心头的疼痛感，然后有一天，有个白人叫了一声‘小子’，那就是第一百万零一根针——太多了。”

“那现在，”工会委员说，“我们已经把问题都解决了。没必要继续钻牛角尖了。”

纽柯克对他置若罔闻。“你闭嘴吧！”他依旧双眼紧盯着副厂长，目光咄咄逼人。

这不是第一次了，马特·扎列斯基心生疑虑：难道是整个汽车王国都疯了吗？像纽柯克这样的人不计其数，包括自己的女儿芭芭拉在内，好像过去人们看重的一切：权威、秩序、尊重、道德礼仪——这些基本信条都再也不算数了。傲慢无礼成了新常态——就像纽柯克现在用的这种声音和眼神。一些耳熟能详的措辞也是其中的一部分：纽柯克的“愤怒”“灵魂深处的气愤”都差不多，类似的好像还有上百种，像“代沟”“飘飘然”“淡定”“走自己的路”，这其中多数都是扎列斯基不明白的，而且他听多了，也就不想明白了。现如今，他既跟不上这些变化，也不能真正理解，被弄得既无可奈何，又精疲力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