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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我看，他们话讲得太多。他们有忧虑，有目标，有愿望，可是对于这些我都不能跟他们持共同的见解。我常常跟他们中间的一个人，坐在饭店主人那小小的花园里，试着向他解释，其实只有这么一件事情：就像这样静幽幽地坐着。他们当然也明白，也同意，甚至也有所察觉，但那只是说说而已，说说而已，是的，就是这句话——他们有所察觉，不过往往只是他们的半个人，另外的半个却从事别的活动，他们自己这样分心，结果没有一个人能全身心地来体验这一点。我讲的到底是什么意思，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楚。

当我在这里，在他们的屋子里，在他们的办公室里，在他们的工作岗位上看见他们的时候，我觉得其中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吸引力，使我也想待在这里，把战争忘掉，可是那也同样使我反感，它是那样的狭窄，怎么能充实一个人的生活，应当把它砸个粉碎。当前线的弹片在弹坑上空呼啸，照明弹高高地往上直蹿，伤员被放在帐篷布上给抬回来，战友蜷缩在壕堑里，他们怎么能这样干！他们在这里是另一种人，是一种我所不能正确理解的人，这种人我既嫉妒又鄙视。我不能不想到卡钦斯基，想到克罗普，想到缪勒和加登，他们在干些什么呢？也许他们正坐在营房食堂里，或者在游泳，要不了好久，他们又得上前线去了。

在我房间里，桌子后面有一张棕色的皮沙发。我就坐在那上面了。

四周墙上用图钉钉着许多图片，都是我以前常常从报纸上剪下来的。图片与图片之间，是一些我过去喜爱的明信片和绘画。屋角里有一只小小的铁炉。对面靠墙搁着几个书架，上面放着我的书。

当兵以前，我曾经住在这间屋子里。这些书，都是我用教课挣来的钱陆续买回来的。其中有许多是旧书，例如所有的经典名著就全是旧的，有一卷蓝布面精装本，还花了一马克二十芬尼[17]。我买来了全套，因为我这个人很仔细，不相信选集的编辑能够把所有最优秀的作品统统编选进去。因此我只买“全集”。我孜孜不倦地把大部分书都读了，但是真正能够吸引我的却为数极少。我宁愿读另一类书，现代的作品，这类书的价钱当然要贵得多。有几本我是用不太老实的手段得来的，我从人家那里借了，却没有去归还，因为我舍不得同它们分手。

有一格书架上放的全是教科书。它们被保管得不太仔细，已经翻得残破不堪，因为某些原因，有几页已经给撕掉了。这一格的下面是期刊、报纸和信件，跟图画和草样乱堆在一起。

我很想回忆一下我自己当年的情景。它依然留在这个房间里，我马上就感觉到了，四周的墙壁把它保存了下来。我双手搁在沙发的扶手上；现在我无拘无束地舒展了一下身子，把两腿跷起，就这样舒舒服服地坐在角落里，坐在沙发的扶手中间。小窗敞开着，从窗口望出去，我可以看到那熟悉的街道景色，尽头处是那座高高耸起的教堂尖塔。桌子上放着几枝花。钢笔杆，铅笔，一个作为镇纸的贝壳，墨水瓶——这里什么也没有改变。

要是我幸运，战争结束以后，回到这里，永远住下去的话，这光景一定也会是这样。我会像现在这样坐在这里，仔细打量着自己的房间，等待着。

我有点激动，可是我不愿意这样，因为激动是不对的。我要重新恢复那种悠然神往的心情，我要体验那种同样有力而无法形容的冲动的感觉，这种感觉从前每逢我转向书本时往往就会产生的。当时曾经从五颜六色的书脊上升起来的希望的和风，又会将我笼住，把那块搁在我心头什么地方的沉重灰暗的铅块熔化，把对未来的焦急、思绪中的轻快的欢乐重新惊醒过来，它会把我那已经失去的青春的活力给我带回来。

我坐着，等着。

我忽然想起，我应当出去看看克默里希的母亲，也不妨去拜访一下米特尔施泰特，他应该住在营房里。我朝窗外望去：在那被阳光照耀着的街道的图景后面，显现出连绵的丘陵，轮廓模糊，仿佛悬在天边，但这景色无形中变成了秋季里爽朗的一天：我跟卡钦斯基和克罗普一起坐在炉火旁边，吃着连皮烤的马铃薯。

然而，我不愿意想起这些事，我便把它们拂开了。这间屋子应当会说话，它应当抓住我，揪住我，我要感觉到我是属于这里的，我要倾听，我要知道，当我回到前线的时候：战争将会沉没，它将淹溺在回家的浪潮中间，它将永远地过去，不会再来啃噬我们，它将只是一种与我们毫不相干的外在力量而已！

书脊一排排立在那里。我依旧熟悉它们，而且我还记得是按着顺序排列起来的。我用眼色恳求它们：跟我说话啊，接纳我吧，你接纳我吧，我的青春的生活！你是无忧无虑的，优美绝妙的，你再把我收下吧……

我等着，我等着。

一幅幅图景从我心上漂浮过去，可是它们并没有停留下来，它们全不过是些阴影和回忆。

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没有。

我开始不安起来。

我心里突然升起一种陌生的可怕感觉。我找不到退路，一点办法也没有。尽管我恳求，用尽力气，可什么动静也没有。我无精打采、悲愁抑郁地坐在那里，如同一个被判了罪的人，而过去却转头离去了。同时，我也不敢向它过多恳求，因为我不知道以后将会发生些什么。我是一个士兵，这一点必须要牢牢记住。

我感到很厌倦，于是站起身来，朝窗外眺望。然后我拿起一本书，翻了几页，打算阅读。可是我随即把它抛开，另外又拿起一本。里头有些段落，我曾经做过标记。我找寻，翻着书页，随后又换了一本。一大堆书已经堆在我的身边。很快又有别的东西堆了上去——报纸、杂志、信件。

我默不作声地站在那里，仿佛站在法官面前。

勇气没有了。

词语，词语，词语——它们根本不能跟我的心相通。

慢慢地，我又把书放回书架。一切都回不来了。

悄悄地，我走出了房间。

我仍然没有放弃希望。我虽然再也不到我的房间里去，可是我却安慰自己，认为几天的工夫本来也不足以就此下什么结论的。将来——以后——要下判断嘛，时间我还有的是。因此，我就上兵营去看望米特尔施泰特，我们就坐在他的屋子里，这里有一种气氛，我并不喜欢，可是我却非常熟悉。

米特尔施泰特早就得到一个消息，准备讲给我听，这个消息使我立刻大为震动。他告诉我说，坎托列克已被征召去当志愿军了。“你只要想一想，”他说道，一边拿出几支上好的雪茄烟来，“我刚从医院回到这里，正好碰上了他。他向我伸出他的前爪子，鸭叫似的招呼道：‘嗨，米特尔施泰特，你好吗？’我瞪着他，答道：‘坎托列克志愿军战士，公是公，私是私，这一点你应该知道得很清楚。跟一位上级军官说话，应该立正。’你真该看一看他的脸色！一半像没能爆炸的炮弹，一半像醋渍黄瓜。他迟迟疑疑地还想跟我重叙旧情。所以我就越发厉害地训斥了他一顿。随后他搬出他那最厉害的大炮来进攻，他满有信心地问道：‘你是不是要我利用我的影响，让你享受考试的照顾呢？’他在想提醒我这些事情，你知道。这一下可惹得我火冒三丈，于是我用另外一些事情去提醒他。‘坎托列克志愿军战士，两年以前，你鼓动我们到地区指挥部去报名参军，我们中间有个名叫约瑟夫·贝姆的，他本来不愿意去。后来他阵亡了，在他按照正常情况被征入伍之前三个月。要不是因为你，他至少可以多活那么长时间。好吧，现在：解散！我们以后还会谈话的。’我没怎么费劲，就请求分配到他所在的那个连里去了。我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把他带到储藏室去，给他配上一套合适的服装。你等下就会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