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上午 索尔兹伯里（第17/17页）

这一次杜邦先生就干脆跟着我走了出去。肯顿小姐又一次站在门厅里候着。

“史蒂文斯先生，”她说，“梅雷迪思大夫已经到了，现在到楼上去了。”

她是特意压低了声音说的，可是我身后的杜邦先生却马上大声叫道：“啊，太好啦！”

我转身对他道：“那就请您随我来吧，先生。”

我把他领进弹子房，他在一把皮椅子上坐下来开始脱鞋子的时候，我赶紧把壁炉里的火拨旺。

“很抱歉这里实在有点冷，先生。大夫马上就会过来了。”

“谢谢你，管家。你做得很到位。”

肯顿小姐仍在门厅里等着我，我们俩默不作声地一起穿过整个府第。来到父亲的房间，发现梅雷迪思大夫正在做着一些记录，莫蒂默太太哭得很伤心。围裙还在她身上，显然她一直就是拿它来擦眼泪的；结果弄得她脸上尽是一道道油渍，她那副模样简直就像是在参加一场假扮黑人的滑稽说唱秀。我原本以为房间里肯定会弥漫着死亡的气息，但是拜莫蒂默太太——或者是她的围裙所赐，房间里居然一股子烧烤味儿。

梅雷迪思大夫起身对我说：“请节哀顺变，史蒂文斯。令尊发作的是一次严重的中风。他应该没有遭受太多的痛苦，这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他这个病你无论做什么都已经无能为力了。”

“谢谢您，先生。”

“我这就走了。你会安排好一切后事吧？”

“是的，先生。不过如果方便的话，楼下有一位最为尊贵的绅士还需要您的诊治。”

“紧急吗？”

“他表达了迫切需要见到您的愿望，先生。”

我领梅雷迪思大夫下去，带他来到弹子房，然后立刻又返回了吸烟室，那里的气氛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就是已经变得越发欢快友好了。

当然了，绝不应该由我来暗示，我已经配得上跟我同辈的比如说马歇尔或是莱恩先生一样，跻身于“伟大”的管家之列了——虽然也不应讳言，确有很多人或许是出于谬赏之意，过于慷慨地倾向于如此认为。请容我澄清一下，当我说一九二三年的那次会议，尤其是那个夜晚在我的职业发展进程中构成了一个转折点的时候，我主要是以我自己那远为卑微的标准来衡量的。即便如此，如果您能考虑到那一晚我所承受的那些不可预料的压力，倘若我斗胆认为我在面对一切意外情况时，也许的确表现出了至少是某种程度上的“尊严”素质——这种素质只有像马歇尔先生，或者实事求是地说，像家父这样的管家才能具备的，您或许不会认为我是过于自欺了吧？的确，我又何必要惺惺作态呢？那一晚诚然会有种种令人悲痛的联想，但每忆及此，我发现一种巨大的成就感总会油然而生。

[1]西俗通常只有长对幼、上对下，或熟识的朋友间才会直呼其名（教名），否则应称呼对方的姓氏以示客气。

[2]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883—1946），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主义创始人，认为失业和经济危机的原因在于有效需求的不足，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生活并管理通货，主要著作有《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等。

[3]威尔斯（Herbert George Wells，1866—1946），英国作家，主要作品有科学幻想小说《时间机器》和《星际战争》、社会问题小说《基普斯》、《托诺-邦盖》以及历史著作《世界史纲》等。

[4]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协约国与德国在法国凡尔赛宫签署《凡尔赛和约》（Treaty of Versailles），于一九二〇年一月十日生效。一九一八年十月德国政府请求美国总统威尔逊协调停战时，宣称接受威尔逊提出的十四点精神作为公平合约的基础。但协约国要求“德国赔偿一切从陆海空入侵协约国时对人民及其财产所造成的损失”。条约是一九一九年春巴黎和会时起草的，当时的决策者为“四大领袖”：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法国总理克列孟梭、美国总统威尔逊和意大利总理奥兰多，前三人事实上握有决定权。战败国根本无权过问条约内容，其他协约国也只起配角作用。条约规定，德国的人口和领土均减少百分之十，德国的海外殖民地全部被瓜分。条约起草时，很难计算德国人赔偿损失的精确数字，尤其是对法国和比利时的赔款。到一九二一年，有一专门机构估定德国民众的损失总额为三百三十亿美元。尽管当时的经济学家认为筹集此项巨款势必扰乱国际金融秩序，协约国仍坚持要德国赔款。条约还规定，如果德国拖欠款项，协约国可以采取惩罚措施。四大领袖，尤其是克列孟梭，希望确保德国永远不会对世界造成军事威胁。和约包括许多这样的细则条款，比如德军人数不得超过十万，撤销总参谋部；禁止制造装甲车、坦克、潜水艇、飞机和毒气；只指定少量工厂生产武器弹药；拆除莱茵河以东五十公里内的一切堡垒和工事。《凡尔赛和约》遭到德国人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合约是强加给他们的，这与十四点精神背道而驰，认为合约要他们做出破坏德国经济的难以忍受的牺牲。《凡尔赛和约》在被批准后的几年间做出了不少有利于德国的修改。许多历史学家认为苛刻的合约以及后来对其条款的不认真执行，实际上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德国军国主义的兴起铺平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