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上午 索尔兹伯里（第7/17页）

不过我觉得还是应该暂时回头再说两句家父的事；因为我突然想到，在处理有关家父能力衰退这个问题上，给大家的印象可能是我的态度太过生硬，有些操之过急了。事实上，除了采取那样的方式以外，我当时也是别无选择的——一旦我把当时的整个大背景解释清楚，您肯定也会认同我这种说法的。概括说来，将在达林顿府召开的重要的国际会议已经迫在眉睫，处理问题已经容不得有任何放任姑息或是“转弯抹角”的余地了。还需提醒诸位一句的是，尽管在此后的大约十五年间，达林顿府确曾见证了诸多具有同等分量的重大事件的发生，但别忘了，一九二三年三月的那次会议正是这些重大事件中的第一桩；可以想象，正因为相对来说缺乏经验，大家也就更不敢马虎大意了。事实上，直到今天我仍然会经常回顾那次会议，出于不止一个原因，我将其视作我整个一生的转折点。首先，我想我的确把它看作我真正成长为一名成熟的管家的重大时刻。这并不代表说我认为自己已经必然地成了一位“伟大的”管家；不管怎么说，这样的评判都是不应该由我来论定的。不过，如果有人愿意假定在我的整个职业生涯中至少已经具备了一丁点“尊严”的核心素质，那么此人应该也会希望将一九二三年三月的那次会议当作一个代表性的时刻，在那其中我也许显示出我已经具备了那种素质所要求的能力。那次会议无疑属于那样的重大事件之一：如果它在某个人发展过程的关键阶段不期而至，必将会挑战并且拓展其个人能力的极限，所以自那以后，此人便会以全新的标准来检视和要求自己了。当然了，那次会议之所以令人难忘亦有其他颇为不同的原因，在此我愿详细解释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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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三年的那次会议可以说是达林顿勋爵长期擘画的最终成果；的确，现在回顾起来，可以清楚地看到爵爷是如何从会议的大约三年前就开始朝着这个目标努力的。我记得，在大战结束合约起草的时候，他对此还并没有这么全神贯注，我想，公平合理地说来，他对合约的兴趣与其说是源自对于其内容的关注，还不如说是由于他跟卡尔-海因茨·布雷曼先生的友谊。

大战结束不久后，布雷曼先生初次造访达林顿府，那时他还是一身戎装，任何人都看得出来，他跟达林顿勋爵之间已经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这并没有让我感到吃惊，因为任何人只要一瞥之下就看得出布雷曼先生是位高尚正派的士绅君子。从德国陆军退役以后，他在之后的两年间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再次造访，而你忍不住会有些震惊地注意到，他的境况已经是每况愈下了。他的衣着越来越敝旧，他的身形越来越单薄；他的眼睛里现出一种惊恐不安的神色，在他最后的几次造访中，他会长时间地凝视着虚空，忘记了爵爷就在他身旁，有时甚至在爵爷跟他说话时都茫然不觉。我本以为布雷曼先生是罹患了什么严重的疾病，可是听了爵爷当时的一番话，我才明白情况并非如此。

应该是临近一九二〇年末的时候，达林顿勋爵踏上了他数度柏林之行的首次旅程，我还记得那次初访对他造成的深刻影响。他回来以后一连好几天都心事重重，我还记得我有一次问他柏林之行是否愉快时，他的回答是：“令人不安，史蒂文斯。令人甚为不安。如此对待战败的敌人对我们而言实在是名誉扫地。这完全背离了我们国家的传统。”

不过，还有与此有关的另一件事一直生动地留在我的记忆当中。如今，原来的宴会厅已经不再摆放餐桌，那个宽敞的大厅由于其天花极高且非常华美，法拉戴先生就将其派作了类似画廊的用场。但是在爵爷的时代，宴会厅还是经常使用的，常设的长餐桌可供三十位或更多的客人就座用餐；实际上，那个宴会厅是如此宽敞，只要在常设的长餐桌一头再加设几张小餐桌，就能供差不多五十位客人就座用餐。当然，在寻常的日子里，达林顿勋爵就跟如今的法拉戴先生一样，是在气氛更加亲切的餐厅里用餐的，那是招待十二位客人用餐的理想场所。不过我记得在那个特别的冬夜里，餐厅因为某种原因无法使用，达林顿勋爵只得跟唯一的一位客人——我想应该是爵爷任职外交部时期的同僚理查德·福克斯爵士——在那空旷的宴会厅里共进晚餐。您无疑也会同意，在侍餐的时候，最困难的情况就莫过于只有两个人用餐了。我本人是宁肯只伺候一位用餐者用餐的，哪怕他是个素不相识的陌生人。在有两个人一起用餐的情况下，就算其中一位是自己的主人，你也会发现最大的难题就在于很难做到既要全意殷勤又须完全不引起注意这一优质侍餐服务的核心要义；在这种情况下，你难免会有这样的怀疑，即你的在场是否妨碍了两位用餐者的谈话。

那天晚上，宴会厅里的大部分空间都处在黑暗中，两位绅士肩并肩坐在长餐桌的中间位置——因为餐桌过于宽大，不宜于对坐——照明只有餐桌上的烛台以及对面噼啪作响的炉火。为了将我的存在感减到最低，我决定站在比平常距离餐桌远得多的暗处。当然了，这一策略也有其明显的不利之处，每次我走向光亮处侍餐的时候，还没等我走到餐桌前，我前进的脚步就会产生又长又响的回声，以最招摇的方式让用餐者注意到我的到来；不过也确有一大优点，可以使我站在一旁待命时几乎不会被人注意到。正是在我这样侍立于离开两位绅士有一段距离的暗处的时候，我听到坐在两排空椅子中间的达林顿勋爵谈起了布雷曼先生，他的声音一如既往地平静而又温文，然而却在高大的四壁间产生了强烈的回响。

“他曾是我的敌人，”爵爷说道，“可是一直都表现得像个绅士。在我们两国相互炮击的六个月期间，我们彼此都能以礼相待。他是位绅士，必须恪尽职守，我对他本人并无丝毫怨恨。我曾对他说：‘听我说，我们现在是敌人，我会不惜一切跟你战斗到底。但是在这一可悲的事务结束之后，等我们之间不必再相互为敌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一起喝一杯。’但可悲的是，这一君子协定却让我成了一个骗子。我的意思是，我跟他说过一旦战争结束以后我们就不再相互为敌了。如今我有何面目再去见他，跟他说我所言不虚呢？”

就在那同一个夜晚的稍后时段，爵爷一边摇着头，一边语气沉重地说：“我是为了维护世界的正义才打那场战争的。据我的理解，我并没有参加到针对日耳曼种族的仇杀当中。”